分界问题的意义
为了再次得出归纳问题的答案，在上文中我探讨了归纳问题的种种分支，直至我所谓的形而上学阶段，这远远超出了我原先构思的讨论范围。但我仍将继续探讨科学和形而上学之间的分界问题，以期完善我对归纳问题各分支的研究。实际上，一旦人们认识到我绝不相信什么归纳，甚至不相信归纳在科学活动中有什么重要意义，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如果我放弃了归纳，那么我如何能区分经验科学和种种伪科学的、非科学的或形而上学的思想？
这就是分界问题。我认为，只要我们接受可检验性、可反驳性或可证伪性作为区分科学理论特征的方法，我们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从这个问题的表述形式看，我们几乎不可能评估它的意义。乍看起来它更像一个老学究的疑惑，而不是一个有真正价值的问题。因为人们会问，在名称、区分、分类或分界中能有什么呢？如果我们渴望求得知识，如果我们的目的在于探索世界，那么我们是不会太过在意我们的预期知识将归属于什么领域或门类。正如我在论述归纳时说过，学习的主题或分科虽然从管理角度来说是便利的，但它们其实是我们的虚构，而且极具误导性。我当然不相信在科学和形而上学之间存在什么明确的分界。科学一直受到形而上学观念的深刻影响；好几个世纪之中，某些形而上学观念和问题（例如变化的问题或笛卡尔哲学的纲领——依据零距离作用［action at vanishing distances］说明所有变化）作为调节性观念一直主导着科学的发展；还有一些形而上学观念和问题（例如原子论，这是解决变化问题的另一种尝试[1]）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科学理论。当然，也存在着与此方向相反的发展：正如一些实证论者乐于宣称的，我们可以表明大量形而上学学说不过是科学中陈词滥调的回音而已。
我们可以通过实证论本身的历史来体现这一点。可以说，马赫自己的实证论和现象论最初是一种令人尊敬的科学理论，旨在说明原子论和其他成功的物质结构理论背后的缺憾，而其假说就是，根本不存在像物质和“实体”之类的物理实体。马赫洋洋得意地宣布现象论物理学——特别是现象论热力学——大获成功，并表明当玻尔兹曼试图用某种原子或分子结构来说明第二定律时，其方法具有根本上的逻辑缺陷。马赫提出的解答暗示着这些问题以及所有涉及“实体”或“物质”的问题都是伪问题，当然其中也包括了所有涉及“物质结构”的问题。但爱因斯坦1905年所做的关于布朗运动的研究工作确立了麦克斯韦和玻尔兹曼的理论在物理领域的极端重要性。根据爱因斯坦的诠释，布朗运动具有关键实验的地位。而爱因斯坦自己指出，布朗运动的存在反驳了现象论者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观点。[2]根据这些我们可以看到，物质的原子结构问题是真正有价值的物理问题。因此在1905年之后，马赫式的实证论和现象论就以有利于实证论者的论调愈发变得形而上学化了。它成为物理学的一段陈词滥调，qua［作为］科学家的科学家都已经放弃了这种物理学，但它依然徘徊在一些哲学家和某种类型的科学家心中——这类科学家一旦发现自己的理论碰到麻烦，就会变成哲学家或卫道士。（参见下文第*113节，即《后记》第三卷《量子论和物理学中的分裂》第21节。）
这些例子表明，在科学和形而上学之间不可能存在什么明确的分界，而我们也不应过于高估这个分界的意义——如果它确有意义的话。但除此之外，我主张分界问题还是很有意义的。这不是因为对理论进行分类具有什么本质的价值，而是因为有大量真正的、重要的问题与分界问题密切相关；实际上，这包括了科学逻辑中所有的主要问题。
其实在本节一开始我就暗示了这些关系中的一种，它可以表述为这样的观点：归纳方法给我们提供了某种分界标准。而上文提到的另一个问题——科学假说的可论证性因而也是理性的问题——当然也与其可检验性问题有关系。我们可以将可检验性视为某种可论证性，它的方法是经验论证，即通过观察和实验进行论证。而当我区分出归纳问题的第四阶段或形而上学阶段与其三个逻辑阶段或方法论阶段的差别时，实际上我就指出了与归纳问题的第三种关系。其第四阶段可以表述为如下问题：真的自然律是否存在；在此阶段中，问题的性质与前三个阶段的性质判然有别，而这种差别亟待我们加以阐释。此问题的存在性质告诉我们应当作出何种阐释：纯粹存在陈述是经验上不可反驳的。在对这种陈述进行论证的时候，我们必须时刻牢记它们在经验上的不可反驳性。不过，形而上学陈述和问题却是可论证的（虽然不可能是终极论证），我已经试图用简单的策略证明了这一点，我的策略就是对形而上学陈述和问题进行论证。
当然，分界问题也从历史上以及逻辑上紧密关联着我在第2节开头所说的那个知识哲学的核心问题。我曾在那里说过，“如何在种种相互竞争的理论或信仰中进行裁定或判定”这个问题，产生了“是否有可能理性地辩护某一理论”这个问题；而后者又产生了在理性理论和非理性信仰之间的区分或分界问题的问题；我们常常（或许有些草率地）将此问题与下述问题等而视之：如何在“形而上学的理论”和经验的或“科学的”理论之间进行区分或分界。
因此，分界问题不仅仅是询问如何将理论进行分类，以使我们能够将之称为“科学的”或“形而上学的”。实际上，分界问题指明了一条道路，让我们得以走向知识论中的——因此也是哲学中的——种种最根本的问题。
另一方面，分界问题也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在开始关注归纳问题的许多年前，在认识到上述归纳问题和分界问题之间关系的许多年前，我就偶然发现了这个问题及其解答。那是1919年，当时我开始质疑各种心理学理论或政治学理论，它们都声称自己具有经验科学的性质，特别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阿德勒［Adler］的“个体心理学”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解释”。[3]在我看来，所有这些理论在论证的时候都采取了非批判性的方式，并将大量论据组织起来支持自己。而且它们对批判和反驳论证深怀敌意，认为那是对手们在故意拒绝承认种种明显的事实；因此这些理论在对待批判的时候带有敌意，而不是带着参与论证的心态。
我认为这些理论最令人吃惊的、同时也是最危险的地方在于，它们都声称自己能被一系列的观察证据“证实”或“确证”。只要你睁开眼睛就能看到各种证实性实例漫天飞舞。马克思主义者能从每一张报纸的每一版——从头条到广告——之中发现关于阶级斗争的证实性实例；更特别的是，同时他也能发现报纸往往都未能意识到阶级斗争的存在。而弗洛伊德主义或阿德勒主义的精神分析学者都能自信满满地告诉你，他们时时刻刻都能发现自己的理论被其临床观察所证实。
但这些理论是可检验的吗？比起占星术士们的那些被频频“证实”的星象图来说，这些理论真的被更好地检验了吗？在这些理论的信仰者眼中，有什么可以想到的证据是能够证伪它们的？难道说所有可以想到的事件都是“证实”？盘踞在这些信仰者脑海中的正是这些“事实”：我们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我们的理论是永远都能被“证实”的。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认识到，这种表面上的力量其实是一种弱点，所有这些“证实”都太易得了，根本不能算是论证。
在我看来，“寻求证实”这种方法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在我看来这是伪科学所用的一种典型方法。我认识到有必要尽量明确区分出这种方法以及另外的方法——尽可能严格地检验理论——即批判的方法，“寻求证伪性实例”的方法。
寻求证实这种方法不仅仅是非批判性的：它也助长了阐释者和读者双方的非批判性态度。因此它是非常危险的，将摧毁理性的态度和批判性论证的态度。
对于我所指的这些理论，迄今最易于理解、最具有说服力的阐释者之一就是弗洛伊德。他的论证方法是什么呢？——给出一些例子，分析它们，然后表明它们能支持自己的理论，或自己的理论可以描述为这些被分析例子的某种概括。有时候他会请求读者们先别忙着批判，并表示他稍后将回答所有合理的批判。但我比较仔细地考察了许多类似情形，却从未发现过他的回答。而且非常奇怪的是，许多读者对此并无任何不满。
为了表明我的这些说法并不是武断的陈述或平白无故的谴责，我下面将用一些例子来详细讨论它们；我将分析弗洛伊德在其巨著《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中对一些基本命题的讨论——他自己和其他人都一致认定这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他的方法是批判性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