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连伪科学也会有真正的意义针对科学的形而上学纲领
不仅深陷具体问题的哲学家需要我的分界标准——即可检验性，科学家们也同样需要它。我的分界标准突出了那些可以依据经验加以认真讨论的种种理论。它警告科学家们，还有一些问题无法照此方式进行讨论，对于这些问题，因为它们是不可检验的，因此需要用其他方法进行检测。如果科学家们发现用其他方法也无法对其进行批判性讨论，那么他们就有足够正确的理由否弃它。（“不可反驳性不是优点而是缺点。”参照上文第7节。）但在这样做的时候，科学家们总会冒一定风险，因为有时从伪科学或形而上学理论中也可能学习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作为一个经典的伪科学例子我们可以看看占星术。它与天文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相信行星是神灵的宗教信仰（甚至柏拉图也有类似断言）。后来占星术和天文学都抛弃了这种多神论信仰，从此二者都赞同，行星仅仅是以神的名字命名而已。然而占星术虽然抛弃了多神论，但还是继续赋予那些古老神灵的名字以充满魔力的意义，同时它还赋予行星以典型的神灵力量，而且认为这是一种可以被计算出来的“影响”。无疑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和其他理性主义者都否定了它，但他们的部分理由是错误的，而且他们否定的范围也过大了。例如潮汐的月球理论在历史上就是占星术知识体系的产物。牛顿接受它之前，大多数理性主义者将它看作占星术迷信的例子加以否定。但牛顿的宇宙引力理论不仅表明月球能够影响“次月事件”［sub-lunar events］，而且还表明了大于月球的［super-lunar］天体也能对地球和次月事件施加引力影响，这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是相矛盾的。因此牛顿不情愿，但有意识地接受了这个学说，而这个学说曾被视为伪科学，受到包括伽利略在内的许多杰出人物的摒弃。
这表明我们在抛弃伪科学理论的同时，多么容易与一些最重要的观念失之交臂。
这种情境可能会变得非常复杂，开普勒身上发生的事情就足供佳例——他的理论是科学和占星术的古怪混合。牛顿在接受占星术观念时非常迟疑，但开普勒不同，他处于占星术的传统中。像哥白尼一样，开普勒属于柏拉图—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一路的传统，相信天体之间的“相互影响”，特别是太阳对行星的影响。但开普勒也是一个思考审慎、富于自我批判意识的天文学家：他坚持将自己的假说交付给具有高度独创性和批判性的检验，依据最有效的天文学证据来考察其结论。他惊人的自我批判态度（他曾写道“我真是一个傻瓜”）使其作出了伟大的科学贡献——尽管他的许多假说也具有优美的幻想气质。[37]
顺便我想指出，占星术士们也总是吹嘘自己的理论基础是无数的证实——是压倒性的归纳证据。从未有人认真严肃地探究过他们的这些主张，而且我也看不出它们为什么就不真。但我对占星术屡被证实并不感兴趣，我关注的是它是否曾被严肃地检验过，带着证伪它的真诚目的而检验。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占星术的伪科学上移开，转向一个极端重要的形而上学理论——原子论。阿伏伽德罗［Avogadro］之前“微粒理论”的形而上学性质无疑是明显的，不可能反驳它。因为无法检测到微粒或其存在的任何证据的不利局面，总能被辩解说那是因为它们太小了，无法检测到。只有当一种能估算分子大小的理论出来之后，这个躲避反驳的底线才在某种程度上被打破，因此反驳才在原则上成为可能。（原则上，在此理论之前“证实”是有可能的：例如显微镜的发明就有可能使我们发现微小的可见分子。）因此原子论一旦服从于分子大小的估算结果，就成为可检验的了。这个例子表明，一种不可检验的理论——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论——在变成可检验理论之前也有可能发展壮大。如果上述都是事实，那么将之称为无意义的就完全在误导人，而像马赫那样抛弃它，也是很冒风险的。
我曾一再举原子论为例，这是因为它太具特征性了，也太重要了。[38]早期原子论是一个形而上学体系，这不仅因为它是不可检验的，而且也因为它至为广大的概括构思出我们这个世界：“除了原子和虚空，别无一物。”（留基伯，德谟克利特）[39]正如德谟克利特以一种摧毁性逻辑论断所指出的一样，这个理论的基本概念——原子和虚空——都是不可观察的，因此也都是不可知的。[40]因此原子论是通过未知解释已知：它在我们可知世界之外构造了一个不可知的、不可见的世界。[41]也正因如此，它不断遭受人们的抨击，例如实证论者（甚至在1905年之后）、从培根到马赫的所有归纳主义者、从贝克莱到迪昂的所有工具主义者。1905年之后，实证论者们都知趣地越来越少对此问题发表意见。但他们未曾解释，无意义的胡言乱语发生质变而成为有意义的理论，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实际上，原子论的例子已确立了下述学说的不足——形而上学都仅仅是些无意义的胡言乱语。它也确立了下述策略的不足——对无意义学说进行些鬼鬼祟祟的小修小补，妄图以这种方式来拯救它。[42]
无论如何，许多形而上学理论对科学的影响力都超过了可检验的科学理论的影响力，而原子论就是这些形而上学理论中的杰出代表。此类理论中的另一个卓越典范是笛卡尔的世界之钟理论（我倾向于这样称呼它，因为它的学说基础是所有物理因果性都源于推动力［push］），也有人称之为霍布斯［Hobbes］、笛卡尔和波义耳的纲领，其旨在依据运动中物质的扩展来解释物理世界。而法拉第、麦克斯韦、爱因斯坦、德布罗伊和薛定谔他们曾提出的纲领可谓是其中最新的、至今为止最伟大的，它依据连续的场来设想这个世界——原子和虚空。[43]我说“曾”是因为这个绝妙的纲领已经被其他一些伟大的物理学家摧毁了。（见《后记》第三卷。）
在其成为可检验的之前，所有这些形而上学理论都是针对科学的研究纲领。它为我们指明了探索方向，还指明了能令我们满足的解释；它也使我们有可能做到评估理论深度之类的事情。在生物学中，进化论、细胞理论和细菌传染理论都至少在某段时间中扮演了类似的角色。在心理学中，感觉主义呈现出心理原子论的形式（这个理论认为，所有经验都由不可分析的终极元素——例如感觉数据——所组成），它和精神分析都应被视为形而上学的研究纲领。
这些形而上学纲领对科学而言非常重要，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将之与科学家以另一种方式使用的可检验理论区分开来。从这些纲领中科学家获得他的目标——能够使他满意的解释，对“隐藏在深处”的真正发现。虽然这些形而上学纲领在经验上不可反驳，但它们也向着讨论开放；我们可以依据它们激发出的希望和它们应对之负责的失望，不断地改变它们。
当然也存在着种种对科学毫无价值的（或至少我认为是毫无价值的）形而上学观念。《逻辑》第15节（另外参见第27节）中讨论的某些“纯粹存在陈述”就属此列。对于断言“存在大海蛇”，如果没有附加线索或提示能够导向检验的话，科学家对此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兴趣。但科学史表明，这些纯粹存在陈述有时也能具有建议性，甚至能结出丰硕的成果，即便它们从来不曾是科学的一部分。实际上，较之下述纯粹形而上学论断“存在点金石（即某种能将基本金属变成金子的物质）”，还没有多少形而上学理论能像它那样对科学的发展影响如此巨大，虽然它是不可证伪的，也从未被证实过，而且现在已没有人再相信它了。顺带指出，这个点金石的例子至少表明，应当对可检验性的缺失负责的正是此陈述的存在性质，而不是它其中出现的含糊或无意义术语：对于概念能做到的事情而言，“基本金属”和“金子”已经是够好的了。
[1]见下文第23节（脚注1之前的文字）。
[2]这是另一个关于理论修正其本身的观察基础的例子；见上文第15节，特别是注11之后，以及我的论文“1905年以来关于不可逆性或熵的思想”［Irreversibility，or Entropy since 1905］，载《英国科学哲学杂志》8，1957年。〈参见波普尔的下列著述：“时间之矢”［The Arrow of Time］，载《自然》，1956年3月17日，第538页；“不可逆性和力学”［Irreversibility and Mechanics］，载《自然》，1956年8月18日，第381-382页；“物理理论中的不可逆过程”［Irreversible Processes in Physical Theory］，载《自然》，1957年6月22日，第1296-1297页；“物理理论中的不可逆过程”，载《自然》，1958年2月8日，第402-403页；“时间之矢和熵”［Time's Arrow and Entropy］，载《自然》，1965年7月17日，第233-234页；“时间之矢和负熵的供给”［Time's Arrow and Feeding on Negentropy］，载《自然》，1967年1月21日，第320页；“结构信息和时间之矢”［Structural Information and the Arrow of Time］，载《自然》，1967年4月15日，第322页；以及《无尽的探索》，前引书，第35节。编者注〉
[3]我曾在论文“科学哲学：本人的报告”中以另一个稍微不同的视角讲述了这个故事。参见《无尽的探索》第18节。
[4]曾对我起到类似作用的另一个理论（见“科学哲学：本人的报告”）是马克思主义（见《无尽的探索》第8节）；我曾在我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非常详尽地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并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一般性地讨论了历史决定论，但我以前从未发过关于弗洛伊德对待证伪性实例和批判性建议的方法的任何详细分析。
[5]参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梦的解析》（1899年首版），詹姆士·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翻译和编辑，1954年，第127页。参见第119和121页。下文有几处文字我是直接译自弗洛伊德的《全集》［Gesammelte Schriften］，第ⅱ和ⅲ卷，1925年。可以说，对《精神分析引论》［Introductory Lectures］（1916—1917年）做分析也能得到相同结论。（特别请对照第十四讲。）关于针对弗洛伊德的主要命题的精神分析批判和重新证明，参见J.O.威兹德姆［J.O.Widsdom］，“用以说明创伤重建梦的一个假说”［A Hypothesis to Explain Trauma-Re-Enactment Dreams］，载《国际精神分析杂志》［Intern.J.of Psycho-Anal.］30，1949年，第13页及以下各页。此文中引用的弗洛伊德的话可以看做是对本文的引用的补充。特别请对照威兹德姆在第13和15页（注2和8）中提到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新编》［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1937年，第43-44页；那里弗洛伊德为了说明创伤重建梦而引入了概念“‘尝试的’愿望的满足”；威兹德姆在第15页写道：“但他不认为这是一个本质上全新的概念。”另外请对照威兹德姆在第14页提到的弗洛伊德根据惩罚愿望的愿望满足来说明“痛苦的梦”，弗洛伊德的这个说法见《精神分析引论》，1943年，第185页，以及《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1922年，第38页。参见下文注21。
[6]前引书，第135页。（粗体为我所加。）
[7]前引文。
[8]前引书，第160页。弗洛伊德的这个主要命题与另一个根本的命题密切相关（参照第123和233页及以下各页）：梦的“功能”，或至少是其“正常的”功能，就是作为睡眠的守护者，抵抗种种侵扰；虽然有时候它也会充当“睡眠的侵扰者的角色”（第580页）。
[9]前引书，第557页。粗体为我所加。请将此引文与我上文脚注3的文字加以对照。在他说这句话之前，弗洛伊德谈论焦虑梦的腔调是非常不同的，没那么自信；例如参见第161页和236页（见下文）。
[10]前引书，第157页。对“不愉快的梦”的讨论持续到了第556页及以下各页；见我的前一脚注对应的引文。顺带指出，我非常乐于相信弗洛伊德的下述猜想（第157页）：他的一些患者有着反驳弗洛伊德的理论的愿望，而且在其梦里得到了这个愿望的满足。但这个假说是非常危险的，它将使我们得出某种约定论的策略（见《逻辑》第20节），我将在下文论证这一点。
[11]《全集》，第ⅱ卷，1925年，第497页；对应于斯特雷奇版本第580页（新段落之前的最后五行）。
[12]斯特雷奇版本，第582页；粗体为我所加。
[13]前引文，脚注2；粗体为我所加。〔译者注：原文并无粗体。〕下文注13中提到了弗洛伊德1923年的一篇论文，其第ⅸ节第一句话用相当含糊的腔调说，某些焦虑梦不是愿望满足的，而“确实是真正的例外”；另外参照《精神分析引论新编》（1933年）第一章最后四页，特别是如下论述：“我可没有为自己辩解，去说什么这种例外证明了我的规则……”
[14]《全集》第ⅲ卷，第25页；对应于斯特雷奇版本第135页脚注2。参见《精神分析引论》第十四讲中对“外行”的论述。
[15]除了上面提到的脚注2（前引书，第135页），参见第160页中增补于1925年的脚注。弗洛伊德在那里说，那些批评者们“几乎没什么道德感”（《全集》第ⅲ卷第31页），并认为他们之所以将“所有梦都具有性的内容”这个学说归属到“精神分析”之中，乃是因为他们“总是倾向于挑衅别人”。但弗洛伊德说奥托·兰克［Otto Rank］也曾有过上述论断，难道他就不算是“精神分析学家”？
[16]弗洛伊德在《全集》第ⅲ卷第312-314页（对应于“对梦之解析的理论和实践的评注”［Remark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ream Interpretation］，1923年，第ⅶ节及以下，见《选集》［Collected Papers］5，1950年，第141-145页）描述和讨论了“服从梦”（Gefälligkeitsträume）或“顺从梦”。参见《精神分析引论》第27讲和第28讲。
[17]前引书，《全集》第ⅲ卷，第310-314页。
[18]前引书，第130页。
[19]前引书，第311页。（《选集》5，第142页。）
[20]前引书，第314页。（粗体为我所加。参照《选集》第145页。）他用这些话告诉我们，《精神分析引论》第十五讲中的第四点就是他的回复——其实它们不过是些循环论证而已；此外他还告诉我们，在最后一讲（第二十八讲）中他给出的论证已经能表明，分析理论中的一些比较普遍性的原则是被独立的证据所支持的，因此并不是全部东西都源于暗示。（我很乐意承认这一点；可能是最令人震惊的此类证据可参见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例如571-575。弗洛伊德并没有提到这些，而我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讨论了它们以及另外的几处文字，见第10章注释59。）第28讲也使用了一种在本质上是拼图论证［jig-saw puzzle argument］的论证方法；见下文。
[21]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第181页脚注2（增补于1919年）中讨论了这样的梦——这种梦的内容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等等；在那里弗洛伊德提到了珀茨［Pötzl］进行的一些实验。（参见第569页。）塞缪尔·勃特勒在其《埃瑞洪奇游记》［Erewhon Revisited］（1901年）中不可思议地预见到了珀茨的一些结论，见第27和28章。勃特勒在第28章中写道：“我希望有人能写出一本关于梦的书。”——他不知道弗洛伊德的著作已于两年前出版了。
[22]这个观点来自于弗洛伊德的《论梦》［On Dreams］（1901年）第ⅲ节最后一句；标准版5，第629页及以下各页。
[23]见勃特勒，前引文，那里有关于焦虑梦的有趣描述和分析。斯科特［Scott］船长在《发现之旅》［The Voyage of the Discovery］（1902年12月22日的航海日志条目）中报告了那种不符合弗洛伊德的理论但符合我在这里提出的理论的饥饿梦——谢克尔顿［Shackleton］和威尔逊［Wilson］的饥饿梦：“我的伙伴们总在做非常糟糕的‘食物之梦’；实际上，这些梦成了每天早餐时大家都要谈论的话题。它看起来像是一种恶梦，内容要么是人的双手被捆着同时又坐在摆满丰盛食品的餐桌前，要么就是用手抓住了一盘菜而它却从手中滑掉了，或者是正往嘴里送着美食的时候突然就掉下了悬崖。无论细节是什么，总有某些东西在最后时刻横插一脚，然后人就醒了。”
[24]弗洛伊德的愿望满足公式的另一个代替品是J.O.威兹德姆在上文注2提到的文章中给出的，这也是对前者的优化和重新诠释。威兹德姆表示他从弗洛伊德的惩罚愿望的观点中受惠甚多（弗洛伊德自己倒没怎么使用这个观点），并提出能依据愿望满足来说明所有的梦——甚至包括焦虑梦。（威兹德姆自己倾向于使用术语“需求满足”，但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我找不出任何理由认为不存在某种“无意识的愿望”能对应于威兹德姆的每一种“需求”，包括他所谓的“惩罚需求”。）可以说威兹德姆在说明梦的时候承认了冲突，但至少就我所知，他仅仅承认一种类型的冲突——起源于罪恶感的冲突。
[25]F.魏斯曼［F.Waismann］给出了这个表述（参见《逻辑》第6节注2），但我认为这个观点应该是维特根斯坦提出的。人们常常都没有认识到，只有当某种表达式是纯粹的胡言乱语的时候，我们才能在我们在此讨论的这种技术性意义上（此观点源于罗素，被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小组认可）称之为“无意义的”或“荒谬的”。维特根斯坦在其《逻辑哲学论》中给出了一个无意义的伪句子的佳例：“苏格拉底是同一的。”与“荒谬”［nonsense］的通常意义不同，如“四十只石狮子食死四十只实柿子”或“3+11=33”之类的表面上很愚蠢的断言在这个技术性意义上不是“荒谬的”或“无意义的”，而是假的。此外，所有假命题无论多么愚蠢，都永远是有意义的（即它具有“指向”［sense］）；而其否定无论多么平凡都永远是真的。（关于罗素将表达式分类为真的、假的和荒谬的，以及这种分类对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参见我的论文“哲学问题的本质及其科学根源”［The Nature of Philosophical Problems and their Roots in Science］和“日常语言中的自我指涉和意义”［Self Reference and Meaning in Ordinary Language］，现在均载于我的《猜想与反驳》。）
[26]我在下文第23节中（注1后面的文字）简要论述了这种物质“微粒理论”（原子论）的形而上学性质。
[27]我在这里借用了维也纳诗人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的一句格言“Die Psychoanalyse ist jene Geisteskrankheit die sich für ihre Therapie hält”，意译过来就是“精神分析是一种耽误了自身的治疗的病痛”。
[28]除了《逻辑》附录i以及第4和10节之外，请参见我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年和后来各个版本），特别是第11章注释46、51和52以及那里提到的其他地方，另外还有第1章注释2；参见我的论文“量子物理学和经典物理学中的非决定论”，载《英国科学哲学杂志》1，1950-1951年；“哲学问题的本质及其科学根源”，同上，3，1952年；“关于人类知识的三种观点”，1956年；以及“科学哲学：本人的报告”，1957年。〈参照《无尽的探索》第8和16节，以及《猜想与反驳》第1、2和3章。编者注〉
[29]参照W.涅尔［W.Kneale］的《概率和归纳》［Probability and Induction］第76页注释3。〈对照《无尽的探索》第17节。编者注〉
[30]这种“确切性”是不可能得到的。见第三章的基础注解。
[31]这是卡尔纳普的研究纲领。
[32]〈对照“对我的批判者们的回复”［Replies to my Critics］，见P.A.希尔普编：《卡尔·波普尔的哲学》，第Ⅱ卷，第ⅱ节，第976-1013页以及第1037-1039页。编者注〉
[33]见我的论文“谈贝克莱是马赫的先驱”，《英国科学哲学杂志》4，1953年，第26页及以下各页，重印于我的《猜想与反驳》。
[34]特别见第24和25节参见第11节注25。
[35]〈对于“背景知识”的观点，见《猜想与反驳》第10章和补遗3。编者注〉
[36]约翰·沃特金斯指出：“去决定错误在哪里，这就相当于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批判性大辩论。”我认为这其实是相当好的事情，因为辩论有助于厘清理论的种种可能的变化所带来的结果；见其论文“认识论和政治学”［Epistemology and Politics］，《亚里士多德学会学报》，1957年，特别是最后一个脚注对应的文字（那里提到了迪昂的《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第ⅵ章）。
[37]像通常的那样（如哥白尼的例子中所表明的），我们再次认识到了重要的假说有可能起源于真正幻想性质的观念：只有假说是可检验的，那么从哪里起源这并不重要。伽利略对开普勒及其理论的冷淡也是可以理解的：伽利略属于理性主义的阵营（像罗马教庭），反对占星术。这当然也说明了他为何会死守着自己那个虽然反占星术但错误的潮汐理论以及那套过分简化的哥白尼理论而不肯放手。
[38]对照《逻辑》第4和85节，以及上文第17和19节。
[39]第尔斯，《前苏格拉底哲学残篇》，第ⅱ卷，第6版，1952年，第79页（15），第84页（10），第168页（6）。
[40]参照德谟克利特，《前苏格拉底哲学残篇》，125。（第尔斯，前引书，第168页。）
[41]“但实际上，即便我们看到了也一无所知，因为真理隐藏在深处。”德谟克利特，《前苏格拉底哲学残篇》，117。（第尔斯，前引书，第166页；对照本书的格言。）
[42]参照下文第26节。
[43]我曾向J.阿伽西请教过这个问题，而他的一本至今尚未出版的著作也帮助我了解了关于波义耳和法拉第的形而上学纲领中的许多有趣的新细节。〈参照约瑟夫·阿伽西：“物理学中的解释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Interpretation in Physics］，伦敦大学图书馆，1956年；以及阿伽西的著作《作为自然哲学家的法拉第》［Faraday as a Natural Philosopher］，1971年。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