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
因此罗素的挑战已得到了解决，我们已对归纳问题的第一状态处理完毕。
我们问题的第二状态可以称之为“理性信仰问题”。在我看来，它没有第一问题那么基础，也没有那么吸引人。我将之表述如下。
我们认为，观察有时可以帮助我们区分“好的”和“坏的”理论，而且我们也知道观察是如何帮助我们的；在逻辑上认可上述两点已不存在任何困难了。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下述观点：我们依然无法说明科学的可靠性［trustworthiness］，也无法说明我们可以合理地相信科学的结果——相信那些被观察良好检验了的理论。一个至今为止都能避免被证伪的理论确实是好的理论，而且事情还远不止那么简单：即使我们承认我们总是可误的，非常易于犯错误，同时科学理论都是猜想性的，但我们仍然无法合理地否认在科学中确实存在着数量惊人的肯定性知识。这就意味着，一方面我们得承认这种观点是合理的，这种受到严格限制的对科学的信仰也是合理的，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得承认休谟是正确的。但这如何可能呢？
上面就是我所面对的新挑战。我认为它没有第一个问题那么基础，也没有那么吸引人，这部分是因为我对信仰哲学的兴趣有限，也因为我认为想解决它的话，事实上我不需要什么新观点。但无论如何，阐明这个新挑战或曰问题的第二状态，确实有助于澄清我们的问题情境。
首先我假定现在我们都赞同科学理论具有猜想的性质：无论我们的科学理论多么“成功”，证据和讨论的结果能多么良好地“支持”它，它都永远是不确定的，而且我们无法预见有什么新的挑战将必定到来。（想想牛顿力学的例子！）因此我将假定，当我们谈论对科学和科学理论的“理性信仰”的时候，我们不认为能理性地去相信任何特定理论的真理性质。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
那么，什么才是我们的“理性信仰”的对象呢？我的断言是，它不是真理，而是我们所谓的科学理论的似真理性［truthlikeness］（或曰“逼真性”［verisimilitude］），前提是只要这些科学理论能经受严格的批评和检验。我们所（正确地或错误地）相信的不是牛顿理论或爱因斯坦理论是真的，而是它们是对真理的良好逼近，虽然还会有更好的理论取代它们。
我断言，上述信仰是理性的。就算我们假定明天将得知力学定律（或是我们坚持认为是力学定律的那些东西）会被彻底改变（此可能性将在第Ⅲ和Ⅳ子节中进行详细讨论，它属于“明天问题”），我们的信仰也是理性的。因为在此情形中，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不仅包括去说明被观察到的新规律性，也包括去说明旧的规律性。我们的问题将是这样的：（a）构建某一理论作为良好逼近，并使得我们能在一定条件下从它之中获得旧的理论；（b）说明是什么情况（初始条件）带来了这场理论变革。[36]这样的研究途径能够确保被取代的理论以某种逼近的形式而继续留存，而这也是实在论和科学方法的要求。如果仅仅简单地承认某种变革已经发生了，仅仅简单地去记录它，那么这就等同于承认这是一场奇迹，并且放弃了理性说明的要求，因此也放弃了科学的任务——理性的任务。
上述理论思考表明，相信科学（例如力学定律）的那些被良好验证了的结果的似真理性，这确实是理性的，哪怕这些结果已被取代，情况依然如此。此外，这种信仰还能依据程度来进行评估。
我们必须区分程度的两种不同的维数［dimension］或尺度：理论的似真理性的程度，以及“我们相信某一理论已获得（某种程度的）似真理性”这个信仰的理性程度。
我将第一种程度称为“逼真度”[37]，将第二种程度称为“验证度”[38]。在如此意义上它们是“可比较的”：两个理论能依据逼真性或验证进行比较，但一般情况下（可能概率理论是一个例外）却毋需引入数值评估。
如果两个相互竞争的理论已被尽可能地彻底批判和检验过，而且结果是第一个理论的验证度比第二个大，那么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有理由相信第一个理论比第二个更逼近真理。（同样也有可能说，比起其他理论而言，某一未经验证的理论潜在地更好；这就是说，假如它通过了某些特定的检验，我们就可以合理地认可它是对真理更好地逼近。[39]）
依据这个观点，科学的理性和科学结果的理性——因此也包括对它们信仰的理性——本质上紧密联系着科学的进步，联系着关于新理论之相对价值持续不断的讨论；它联系着理论的渐进性颠覆，而不是理论的据称的渐进性巩固（或不断增长的概率）——归纳主义者们相信，支持性观察的不断积累就能造就这种巩固。
有成百上千的例子能佐证这一点，下面仅举其一。
今天大多数人都坚信——也有理由坚信——哥白尼的（经开普勒和牛顿修正）太阳系模型：我们相信行星以特定的布局，连同各自的卫星，沿着近似椭圆的轨道围绕太阳运行。但我们有什么理由去相信这个理论的似真理性呢？（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不相信它是完全的真理，因为它只是一个模型，因此必定是过度简化的，必定是一种逼近——更何况在事实上，它需要爱因斯坦理论的修正，还可能需要某些进一步的革命性改进，以说明博德［Bode］定律的近似有效性。）
支持此理论观察证据的历史已延续数百年，可以追溯到埃及人和巴比伦人，但追述这段历史却无法证明，我们有充分理由可以相信此模型的似真理性。和我们想的不同，虽然我们要追述传统（比如荷马［Homer］有关太阳徘徊不前的报告，或约书亚［Joshua］有关太阳停止运行的报告），并（通过批判性讨论）将它们解释为神话，但观察报告是高度选择性的，这些选择又受到先入为主的观念的影响。
我想说的是，我们相信哥白尼模型似真理性的真正理由非常强大。它们是由批判性讨论的历史构成的，这包括对观察以及从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以降的所有太阳系理论进行批判性评估；它甚至不曾忽略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假说“每天都有新的太阳出生”，或是德谟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里斯塔克斯和托勒密的宇宙论。与其说它是第谷［Tycho］所做的观察积累，不如说它是开普勒、笛卡尔等人对许多猜想的批判性否定，这样的批判性否定在牛顿力学及其后继的批判性检验中达到了高峰，最终说服了每个人相信，人类一直在沿着一条伟大的道路走向真理。
这些说服、信仰和选优都是合理的，因为它们植根于批判性讨论的当前状态的结果中。如果对某理论的选优是可论证的，如果它能经受透彻的批判性论证——种种意在表明它不是真理或不比它的对手更接近真理的论证——那么它就是“合理的”［reasonable］。实际上，据我所知这正是“合理”的最佳意义。
在上文论述的这个意义上，某一信仰的合理性将随时间和文化传统而改变，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在进行讨论的人群中这合理性也在改变。这是因为新的论证和新的批判性观念有可能改变某一信仰的合理性，就更不消说新的实验也具有同样的效果了。
但是，就某一理论比其他理论更优越这一点而言，批判性讨论的当前状态具备充分的确定性。它对理论的假值也具有充分的确定性，但对理论的真值则不能确定。如果长期而彻底的批判性讨论产生了某种确定的评价，那么后来的讨论通常都将证实这些以往的评价是正确的：两个理论的相对评价发生逆转，或是曾被明确否定了的理论得到重生，这样的情况非常罕见。（人们常说爱因斯坦的光子理论复兴了牛顿的光微粒理论［corpuscular theory of light］，但这完全错误：牛顿的理论是一种传输理论或传播理论，但光子理论旨在解决发射问题和吸收问题，它因传播问题而被波动论取代。）与此相反的是，基于“归纳证据”的逆转性主张却以令人吃惊的频率不断发生，以至于出现了某些类似于归纳证据的东西，所反对的却正是归纳。（存在着大量归纳证据，不仅支持“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这样的假命题，而且也支持绝大多数的迷信思想，例如医学迷信。）可以很容易说明为什么批判性评价的逆转是罕见的：除非好的批判性论证确实是由未经检测的偏见、虚构的或误解性质的观察证据作出的，否则它们都将继续保留其效力。
我们的许多批判性评价都留存了下来，甚至当我们最好的理论已被取代的时候，我们也很少逆转我们的判断，即在它们接受判断的那个时候它们是我们手头最好的。这些都表明了我们的批判性方法在过去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但我们不可下结论说它在未来也将如此。我们的问题有可能变得更为难解，而我们的智力状况也有可能衰落。毕竟在成千上万个受过良好训练的科学家中，也只有少数人能够在非常困难和基本的科学问题领域中取得成绩，如果这些人不再有能力工作，科学的发展就将停滞。而某些偏见也将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损失：对令人印象深刻的技术性崇拜或对精确性崇拜有可能打败我们的理性，干扰我们对明晰性、简单性和真理的探索。没有通向科学的坦途，也没有任何方法能确保成功。如果有任何的知识理论能说明我们为何成功，并依此允许我们预测将来仍能继续得到成功，那么这种理论所作出的说明和预测就太不切实际了。
选择好的理论就像选择好的目击证人。当我们面对证词彼此矛盾的目击证人时，我们会试图盘问他们，批判性地分析他们的证词，反复推敲相关细节。然后我们可以作出决定——理性的决定——去选择其中的最佳者，哪怕我们假定所有的目击证人，包括最佳者在内，都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偏颇：这是因为所有的证词，即便仅限于观察，也都是选择性的（类似于我们的任何想法），所以“完全的真相、仅限于真相”这等理想，严格说是不可实现的，虽然我们总在预备着根据新的批判性论证或新的证据来推翻我们对目击证人的优选。
概而言之，这就是我的理论对归纳问题的第二状态的“肯定性”贡献。但我觉得也有必要强调一下其否定性的方面。
虽然我们可以理智地相信被牛顿修正过的哥白尼模型比托勒密的模型更接近真理，但这不意味着我们能说明它在何种程度上接近于真理：就算我们可以定义某个用于逼真性的度量标准（我们只能在那些看来没有多少价值的情形中做到这一点），我们也无法应用它，除非我们知道真理——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可以认为当前关于太阳系的观念是接近于真理的，这些观念也可能确实如此；但我们无法知道真相。而且我们也不应认为讨论能向我们提供理由以相信这一点：讨论能做的仅仅是向我们提供好的理由以相信我们已在向真理进军：这就是说，我们有好的理由相信，当前观念中的某一些比其他的更似真理。虽然哥白尼模型确实是伟大的成就，但我们也不再相信太阳是宇宙的中心或哪怕是银河系的中心了。
我们无法证明我们的理论，无法证明我们的理论为真这个信仰，也无法证明我们的理论接近于真理这个信仰。但我们能依据讨论的当前状态，理性地辩护对某一特定理论的优选——有时候这是非常强有力的优选。
科学方法是理性的：[40]这是我们能拥有的最好东西。因此接受其结果也是理性的，但我并不是指将我们的信仰归附于它：我们永远无法预知会在何处遭到挫折。
但是，为了任何实践目的而依赖这些结果，这种做法是合理的或理性的。因为实践总是意味着选择：我们可以这样行动，也可以那样行动。（当然，不行动也是行动的可能方式之一。）一旦我们接受或拒绝某一科学理论作为实践行动的基础，这就意味着选择了某一理论而非其他。当我们要进行选择的时候，理性的行为就是在两个相互竞争的理论中，选择那个在长期的批判性讨论和检验中存留下来的理论。
最后我还要提及一点。看来在实践行动中我们是非常需要信仰的：人类是信仰的动物，因为他是行动的动物。纯粹的理论家可以不需要信仰。对他来说，逼真性最高的理论并不是值得相信的理论，而是对于未来理论的进步最重要的理论。他要挑选出来，视之为有进一步批判价值的，正是这样的理论。
当然，就算是纯粹的理论家也必须要行动；例如，他必须选择他的问题。一旦他这样做了，他也就有可能被信仰和怀疑所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