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形而上学

我的科学和形而上学之间的分界标准只适用于理论系统，这一点非常重要——比存在陈述问题要重要得多。

我从一开始就强调这一点，它将我的标准和实证论者的标准区分开来；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意义标准也可以适用于任何语言表达式，而不涉及其内容。（他们认为仅仅需要了解这个表达式所用的语言规则。）他们坚信自己的这种意义标准能使他们检测出谬论，无论它出现在任何地方。因此他们有时候会宣称他们的目的在于“通过语言分析的方式消除形而上学”。[32]而他们也坚信有方法、有技术能够从科学理论中消除形而上学因素——也就是谬论。

我不相信形而上学就是谬论，我也不认为有可能在科学中消除所有“形而上学因素”：它们都是彼此深深交织在一起的。然而，我相信如果我们有可能在科学中找到可以被消除的形而上学因素的话，那么消除它确实是件好事情。因为从科学中消除某个不可检验的因素，就等于是去除了一种逃避反驳的方法；这能够增加剩余理论的可检验性或可证伪性。实际上，在许多例子中，发现某一科学理论中可以被消除的形而上学因素并试图消除它们，这确实让科学理论大大受益。

但我的分界标准原不打算作为侦测此类因素的工具。当然我不是说它不能作为此种工具。实际上我发现它在一些情形中能够发挥这个功用。然而我不认为对形而上学因素的侦测并将之从科学中消除，这能够成为例行程序或技术。

实证论者在对待发展此类技术的可能性上坚持着不同观点。在实证论者眼里，这仅仅涉及到寻找语法错误和类似的语言学错误而已（毕竟大多数人都犯过这种错误）。

如果理论的内容才是真正重要的，如果我们可以通过消除有意义的形而上学因素来改进理论，那么这个任务就是理性批判的一部分；而理性批判永远是一个需要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过程，不会仅仅是一门技术。“消除形而上学因素”绝不会仅仅是删除一两条句子那么简单，而是涉及到理论的重建，而这通常又肇始于涉及理论诠释的某种新观念。

在讨论约定论时我曾指出（《逻辑》第19节及以下），而且我们也应当记住，同一个理论常常既可以依据约定论（作为不可反驳的定义构成的集合）作出诠释，也可以依据经验的方式作出诠释。这表明如果我们打算通过分界标准来判定理论的经验性质的话，我们必将极端依赖于对理论的诠释；因此这也表明，仅仅通过形式上的吹毛求疵是无法完成发现“形而上学因素”这个任务的。实际上，它只是一个更一般任务的一部分——通过批判和试错改进理论。

与此相关的一个例子是贝克莱对牛顿的批判。贝克莱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精彩地批判了牛顿关于绝对时空理论的“超自然”或形而上学性质，而且他甚至在其《论运动》［Demotu］中就预见到了马赫重构牛顿理论的著名设想，爱因斯坦后来在其广义相对论中采纳了这种想法。[33]但我们也应认识到，在与光的波动理论结合之后，绝对时空理论才变成了可检验的，因此迈克耳逊实验才能被诠释为一个反驳。因此不是这些概念本身固有的形而上学性质使它们成为被消除的对象，而是只有在给定了牛顿力学的上下文中，它们才表现为不可检验的因素。

［*也应提及，我将海森堡的测不准公式诠释为散布关系［scatter relations］，这既是打算批判海森堡的马赫式实证论立场（“可观察的”），也是打算消除其理论中我所认为的那些形而上学教条：他的理论认为测不准公式表明了人类知识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