Ⅲ

更重要的异议是这样的。证明主义者会说，我那套用其他问题代替证明问题的主张是毫无根据的，对于我已给出了不同于怀疑论者和非理论主义者的解决方案，他们同样可以指摘我毫无根据。证明主义的论证是这样的：后面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是因为我的解答等同于——或至多略有变化于——相对主义、实用主义或类似的众所周知的观点。证明主义者认为，因为我曾说过，我们应当用“某一理论是否比其他理论更好或更坏”这个问题代替“某一理论是否为真”这个问题，我显然是采取了一种关于真理的相对主义立场。而当我说后一个问题的解决需求助于理论的成功时，我就暴露了自己（证明主义者就是这么认为的）实用主义者甚或约定论者的嘴脸。

但这样的异议隐含地将我所反对的证明主义学说强加在了我的身上。因为我没有说过我们应当用“某一理论是否比其他理论更好”的问题代替“某一理论是否为真”的问题，我也没有说过如果某一理论在某种实用主义的意义上更为成功的话这个理论就比其他理论更好。这两点非常重要。

我的立场是这样的。我断言，对真理的探索——或是对能解决我们的问题的理论的探索——是首要的：所有的理性批判都是针对“某一理论是真的，能够解决它原本打算解决的问题”的批判。因此我没有用“某一理论是否比其他理论更好”的问题代替“某一理论是否为真”的问题。实际上，我是用“我们能否给出有效的理由（批判性理由）反驳理论为真或反驳其竞争对手的真理性质”的问题，代替“我们是否能给出有效的理由（肯定理论）支持理论的真理性质”的问题。此外我坚持认为，将某一理论描述为比其他理论更好、更优越或反之，这意味着它显得更接近于真理。[8]

真理——绝对真理——一直是我们的目的，也一直是我们批判的隐含标准：几乎所有批判都是旨在反驳被批判的理论，这就是说，表明它不是真的。（一个重要的例外就是那种旨在表明某一理论是不相干的批判——也就是说它不能解决它原本打算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一直都在探索真的理论（真的和相关的理论），哪怕我们永远无法给出理由（肯定理由）表明我们确实找到了我们一直在探索的真的理论。同时我们或许能有好的理由——即好的批判性理由——认为我们已从中学习到了许多重要的东西：我们已向真理前进了一步。理由就是，首先，我们已经得知，根据批判性讨论的当前状态，某一特定的理论不是真的；其次，我们能找到某些暂时的理由相信（是的，就是相信）某一新的理论比先前的理论更接近于真理。

为了使讨论不那么抽象，下面我举一个历史上的例子。

哲学家们已详细地讨论过了爱因斯坦的理论，但只有少数人强调过下述重要事实：爱因斯坦不相信狭义相对论是真的——他一开始就指出，这个理论至多是一个逼近（因为它只对非加速运动有效）。[9]因此他继续前进，寻求进一步的逼近，即广义相对论。而他再次指出这个理论也不是真的，仅仅是逼近。实际上，他花了几乎四十年寻求更好的逼近，直至逝世为止。[10]

在爱因斯坦的态度中不存在任何认识论的相对主义的痕迹，除了“相对论”中有个“相对”之外：他探索真理，并认为他有理由——批判性理由——表明他没有找到它。同时，他（和许多其他人）给出了许多批判性理由表明他在走向真理的过程中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他的理论解决了先前的理论无法解决的问题，他的理论比已知的竞争对手更接近于真理。[11]

这个例子支持了我的下述主张：在用批判问题代替辩护问题的时候，我们既不需要放弃真理符合事实的经典理论，也不需要放弃真理是我们的批判的标准之一的观点。（这种替换的其他价值在于它不仅与我们的问题相关，而且具有说明力。）

因此，虽然我曾说过我们往往无法找到真理，甚至在我们已经找到了真理的时候我们也无法知道这一点，但我仍坚持着下述经典观点：存在着作为调节性观念［regulative idea］的绝对真理或客观真理，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我们可能无法完成的标准。我做出的改变与真理的观念无关，与之有关的是任何认识真理的主张，换言之，主张我们有能力拥有足以或几乎足以确立被质疑的任何理论的真理性质的论证或理由。

我们无法凭借论证或理由，证明或甚至支持“我们的理论是真的”这个主张。我们不必因为这个事实而感到吃惊。因此在理论的评价方面，批判性推理［reasoning］依然有着最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通过批判性的讨论，批判我们的理论，辨别我们的理论。虽然在此类讨论中，我们往往无法（确定地或近似确定地）区分出假的理论和真的理论，但我们有时可以区分出假的理论和可能为真的理论。而且我们常常也可以说，依据我们批判性讨论的当前状态，某一特定理论显得比任何其他提出的理论都好得多，从我们对真理的兴趣而言要好得多，或者说，在更接近真理的意义上要好得多。

因此我强调的是理性的批判（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是否定）功能。而我也强调，比起人们通常的看法，理性不仅更重要、更有力量，得出的成果也不会少。理性批判确实是我们学习的方法，是知识增长的方法，也是我们借以超越自我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