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科学和归纳偏见
不存在什么概率归纳。日常生活和科学研究中的人类经验从根本上说都得自同一个过程——自由地、非辩护性地发明种种假说、预测或预期，并随之进行检验。这些检验无法使假说成为“概然的”。它们仅能验证假说——而这又正是因为“验证度”仅仅是报告上贴的一个标签，仅仅是假说所通过的检验的严格性评估而已。
但几乎每个月都有人提出新的归纳理论。因为总有一种强烈的直观力量让我们断言，定律的概率随其被观察到的实例数量的增长而增长。我已经试图说明过这种直观的力量了，我的观点就是，人们一直未能正确地区分概率和验证度。无论我的解释是否令人满意，当前那些实属累赘而又站不住脚的归纳理论都必定是非常令人不满的，哪怕对归纳主义者而言都是如此。
情况已然如此，对于那些即将提出新的归纳理论，同时又宣称自己的理论属于科学领域的理论家们，我希望他们能听听我的意见。回想一下康德对那些喜欢形而上学理论的人们提出的那一段著名的呼吁吧——现在我想忠告所有那些认为归纳理论有实践价值的人们：你们无法回避而且实际上非常必要的工作就是，暂时放弃手头的一切努力，将所有已经完成的理论推倒重来，并首先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像归纳概率理论那样的东西真的是有可能的吗？[35]
为了更明确地指出问题所在，对于那些相信能够通过某种归纳过程增加理论概率的人，我提出下述四个问题作为挑战，请他们回答：
（ⅰ）科学家们优选的总是高度可检验的理论，其内容远远超出所有被观察到的证据，而不是优选那种特设的假说，仅仅旨在解释证据本身，很少超出它；要知道，无论基于任何给定的证据，后者必定总是比前者更概然的。为什么科学家们会作出这样的优选呢？在要求高概率的同时又要求理论具有丰富的信息性内容——也即要求知识，这通常反而导致了内容和知识的缺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ⅱ）对于定律“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我们有对应的“不存在任何非白色的天鹅”，而对于定律“所有天鹅都是非白色的”，我们有对应的“不存在任何白色的天鹅”；我们得出的这两个对应定律在所有不存在任何天鹅的地方都是被实例化了的——根据我们当前的知识，这也就意味着在宇宙中几乎所有地方都是被实例化了的。因此，所有未被反驳的全称定律在几乎所有地方都是被完全实例化的，它们的概率都等于1。请问如何才能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呢？
（ⅲ）另一方面，我们总可以将某一无穷论域中的全称定律阐述为许多单称陈述的某一无穷产物（例如，我们可以用“所有东西都具有特性P”来阐述“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在这里“具有特性P”被定义为短语“或者是白色的，或者不是天鹅”），那么在某一无穷论域中（或某一实际上的无穷论域中）所有全称定律所获得的概率都为零。请问又如何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呢？
（ⅳ）对于我在《逻辑》附录*ⅸ（特别是第390页）中提出的异议，他们能给出什么回复？
这些就是我的挑战。
反对归纳的主要论证和反对唯心主义的主要论证一样：归纳太易得了。但在归纳的问题中（它和唯心主义的问题相反），这个论证还可以用来表明归纳理论的荒谬性。因为从培根开始，所有归纳的组成成份都是实例——特别是确证性实例——的集合或（统计性）列表。
但确证性实例、“证实”这种东西，只要你想要，就总能得到。实际上，任何“实例”都能确证所有全称理论，唯一的例外就是证伪性实例。因此确证性实例是根本不值得拥有的东西。（例如见《逻辑》第28节，特别是札记*1，以及第80节，特别是札记*4。）
实例是非常易得的，这与排中律密切相关。如果我们将理论表述为“不存在”陈述［there-does-not-exist-statement］的形式——也即表述为否定的存在陈述形式（对于所有全称定律我们都能这么做；见第15节）——这一点就显而易见。陈述“不存在非白色的天鹅”实际上能被世界上的任何东西确证，除了某只非白色的天鹅是例外；因为它等价于陈述“所有东西都具有不是一只非白色的天鹅的特性”。同样，陈述“不存在永动机”等价于陈述“所有东西都具有不是永动机的特性”。因此所有东西都是这个陈述的证实性实例，而唯一的例外就是确实有一台永动机这个实例。[36]这就是为何只有反驳理论的真正尝试才能算数的主要理由。
“科学事实的集合本身并不能使我们产生新的发现，甚至在数学中也是如此；我觉得没有比这更无可置疑的事情了。”这是布鲁斯特［Brewster］在一百多年前说过的话。这段话中所表露出的那种关于科学的思想境界，也许比我们自己的要成熟得多。[37]因为直到今天依然有人说，在科学中全称定律和全称理论实际上都是不需要的——而科学能仅仅从单称事实集合中推导出（有概率的）预测。[38]
有时候我们发现，两种态度和倾向滋长了对归纳的信仰。其一是希望能拥有超越人类的权威性——这是科学的权威性，它远远超出了人类一时的幻想，而“确切的”数学和种种自然科学就是它的例子，只要这些科学的基础是稳固而结实的事实：被证实了的事实，被确证了的事实。其二是希望在科学中出现的不是人类精神上的灵感或启示，而是原则上能用机器来执行的那种机械式的编码行为。（因为我们除了机器还能是什么呢？）这两种倾向最终都汇成了一种倾向：揭穿人类的真实面目。
当然，这种揭穿若是适度，那是非常有好处的，特别是如果人们能像伯兰特·罗素那样用无比优雅、非常幽默的方式去做的话。罗素在《神秘主义和逻辑》［Mysticism and Logic］的前言中说：“我外表上的改变可是这个原因：我不再认为一本正经是获得真理的必要方法，生活告诉我们，一本正经的人通常都是骗子，而那种一本正经的作派也散发着一股骗子的味道。”
但还有另一种“揭穿者”，他们之中有不少都一本正经。有些人将科学毕恭毕敬地写成大写的“科学”，因为它被证实了，或是（这是因为我已经揭穿了证实的真面目）“被确证了”，或是“确切的”。但和这些人不同，上述“揭穿者”中有不少相信，虽然确证能令那种“科学”变得“稳定牢固”，[39]但它是没有深度的。既然世界没有深度，科学也就不再需要什么理论，而仅仅需要事实的集合，从这些事实的频率中就可以归纳出事实在未来重复的概率。
我对科学则有不同的观点。至于权威性、确证或概率，我认为这些都不存在。科学全然是猜测、doxa［见解］而非epistēmē［真知］。概率理论甚至向我“确证”了这一点，因为它赋予所有全称理论以零概率。
但另一方面，如果将科学看作人类努力进取的结果，看作人类的梦想、希望、激情的结果，最重要的是，看作创造性的想象力和理性的批判思考二者最绝妙的结合结果，那么我很乐意在这本书排版时能将科学二字打印成最大的“科学”。
科学不仅像艺术和文学那样，是人类精神的冒险，它也是种种创造性艺术中最富人性的：它充满了人类的失败和短见，它也展现了思想中闪耀的火光，正是这些火光照亮了我们眼前的黑暗，让我们看到了世界和人类精神的奇迹。但这还不是全部。科学直接来源于人类最富人性的努力——解放自己。我们努力去更确切地认识一切，理解世界和我们自身，像一个成熟的、富于责任感的、文明的物种那样行动；而科学正是这努力的一部分。康德写道：“启蒙运动就是人类从自愿接受监护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从不经外在引导就无力运用自己才智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这种我称之为‘自愿接受’监护的状态，不是由于缺乏才智，而是由于缺乏没有领袖的帮助就不能勇敢而决断地运用自己的才智。Sapere aude［敢于显示智慧］！大胆运用你自己的才智吧！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40]
康德号召我们运用自己的理智而非依赖某位领袖或某种权威。我们应当将这视为号召，号召我们拒绝科学专家的领袖地位，甚至拒绝科学本身的权威。科学没有什么权威。它不是上天、数据或观察的神奇产物。它不是真理的福音。它是我们自身努力和错误的结果。正是你和我创造了科学，而我们也有能力创造科学。正是你和我要对其负责。
有人也许会指出，科学就是被启蒙了的、能明辨是非的常识——被创造性的批判思考拓展了的常识。但我觉得它还不仅仅如此。它代表着我们求知的愿望，代表着我们将自身从无知和狭隘、从害怕和迷信中解放出来的希望。而这包括了专家们的无知，行家们的狭隘，以及害怕，害怕自己被证明是错误的，被证明是“不确切的”，或害怕无法证明或辩护自己的理论。它也包括了对科学自身权威（或“归纳过程”或“技能”权威）的迷信。
我认为，原子弹（以及所谓“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在长期看来它产生的结果可能更糟）已经表明，将科学视为我们“统治自然”或“控制自己物质环境”的某种“工具”，这种信仰是多么浅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这种统治或控制往往弄巧成拙，将奴役我们自己而非解放我们自己——如果不是将我们全部消灭的话。知识值得我们为之牺牲，而权力可不值得。（知识是少数值得我们为之牺牲的东西之一，其他还有自由、爱、善以及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这些话可能都很老套，但我认为应当不断重申。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的不仅是学习的共同体，它也近乎摧毁了科学和理性主义的传统，因为它将科学变得技术化、工具化。它导致了专业化的增长，使科学与那些渴望求知的人们——业余爱好者、热爱智慧的人以及普通而又富于责任感的公民——日益疏远了。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原子弹使这一切变得更糟，这也正是我上文老话重提的原因。我们大西洋沿岸的民主国家倘若离开了科学就无法续存。除了致力于减少苦难之外，民主政体最根本的价值就是寻求真理，而如果我们任由理性主义传统的崩坏，它们也就不可能存在了。但科学告诉我们真理不是轻易就能得到的：它是无穷无尽的失败挫折、心力交瘁的努力拼搏和寝食不安的日夜探索的结晶。这就是科学所告诉我们的重要信息之一，而且我不认为我们能不考虑这一点而作出任何成就。
但现代的专业化和有组织的研究行为企图颠覆的也正是这个信息所包含的观点，与此同时再次浮出水面的还有培根那种天真的归纳观点——相信科学就是实例、特别是确证性实例的集合或列表；相信人类理性的人们必须要与之做斗争。
回想起我在亚里士多德学会会议上的遭遇（叙述于第1节），我现在明白解释自己观点的努力注定要失败。当时我的做法就是简明地表述自己的理论，却没有去讨论所有那些有可能使任何新鲜观点失去冲击力的“主义”——现在我明白了，在那个情形中我这个看上去挺不错的方法其实很不充分。在本书中我也是这么做的：我在第2和3节中简要但充分地陈述了我对问题的解答。以这种方式展开讨论，其实并不需要什么额外的东西，而一些读者也能感觉到论证包含的全部力量。但另一方面，我不认为在那两个小节之后的漫长论述都是多余的。实际上我甚至担心自己是不是已经毫无遗漏地处理了所有的假定和偏见——正是这些假定和偏见使简单直白的逻辑问题变得繁复不堪，也阻碍着我们对任何简单直白的解答作出经验检验。
当然，在写作本书时，我愈加相信这一次（和亚里士多德学会会议的情形不同）我应该能成功地传达出我的理论要点了。然而，当我站在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时，老实说我还是相当不自信。人们只听得进他们想听的东西，也只读得进他们想读的东西。当然，我一直坚持只有借助理论才能抓住事物，因此对于上述事实，我是最不应该抱怨的。无疑在阅读过程中有两种进行诠释的方法：要么是不加批判地对待自己的诠释，要么就是批判地对待。但我总在怀疑，读者们能够习惯尝试去反驳自己在阅读过程中作出的诠释和期望吗？这样的场景是否真的只能在作者的梦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