Ⅲ

在这个问题上最流行的观点看来是这样的。当休谟发现归纳是无效的时候，他是在“不符合有效的演绎推理准则”的意义上使用“无效的”这个词的。但在我看来，休谟的这个发现价值不高，因为归纳推理这种推理在某些方面类似于演绎推理，而在另外的方面不同于演绎推理。因此非常显然，其标准或准则并非在所有方面都与演绎推理相符合。归纳推理有自己的标准、自己的准则和自己的“程序”。因此“归纳过程”或“归纳推理”一般情况下不会是一个“有效的推理”——也就是说，它不会是一个有效的演绎推理。但没有理由认为它不是“合理的”——也就是说，符合于归纳推理的相应标准：它是归纳上有效的。

但这些所谓归纳标准是什么呢？两个不同的哲学流派给出了两种答案。第一个学派教导我们说，那就是“概然的”推理的标准，它符合概率计算定律。我在《逻辑》和别的一些著作中详细反驳了这个学说，在本书的后面部分我将继续进行批判。另一个学派的教导则是，当我们谈论这些“归纳过程”的时候，我们应当对术语“概然”的各种用法，以及出现的各种“归纳过程”进行观察、分类，而我们的研究结果将使我们放弃归纳有效性的种种定律、标准或准则。

因此，按照这个学派的观点，事实上的“用法”将确立标准，而事实和标准之间的（quid facti［事实问题］和quid juris［权利问题］这两个问题[22]之间的）区别也不复存在了。于是，有效性的逻辑问题或归纳“证明”的逻辑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了。根据这个学派的看法，正如我们无法“证明”演绎过程、烹饪过程或任何其他过程的用法一样，我们也无法“证明”归纳过程的用法，除非我们在某种实用主义的意义上谈论“证明”这个词——换而言之，除非以其成功与否为标准。而且，和演绎过程或其他过程一样，归纳过程也不需要什么“证明”。

在对这种流行观点做批判之前我想指出，它本质上是一种古老的观点，只不过披上了时尚的外衣。有一种古老的概念叫做“思想定律”［the laws of thought］，它指的是演绎推理原则，而暗中又包含着如下观点：没有什么方法能“辩护”演绎逻辑的有效性，除非我们能给出这样的心理学事实——我们事实上确实以这种方式思考，或者说，我们事实上被迫以这种方式思考，或被迫承认某种演绎推理是不可避免的或“必然的”。[23]一旦演绎推理的有效性以此方式被还原为事实，我们就可以据此而接受某种“归纳原则”或“归纳推理准则”，其有效性同样不需要辩护，而仅需要如下事实：我们确实是在依据这些归纳准则进行推理或被迫进行推理。

这个古老的理论在当下的流行版本，否定了那种完全站不住脚的心理学论证——此论证将有效性问题和事实问题等而视之，而代之以另一种同样站不住脚的实用主义的、行为主义的或语言分析的论证。

这样的尝试，不过是企图复兴一种早就被休谟和康德否弃了的理论；而这些当代的复兴者们，肆意将这些伟大哲学家们的著作踩在脚下，不仅从未尝试过反驳它们，甚至都从未尝试过理解它们。断言有效性就是意味着成功，这是纯粹的教条主义。（没有哪一种科学理论比牛顿的理论更成功。如果我们的眼里仅仅看到它的成功，我们就不会去批判它，考虑其是否为真理。但正是批判产生了一场重大的智力革命，这场革命必定曾深深地影响了认识论领域。）

从远古至今，人们都在不断尝试着把思想的有效模型和实际的思考过程等同起来。这类影响中最具影响也最为有害的，当数黑格尔［Hegel］的理智与现实的同一性哲学。而最近的归纳理论，就是黑格尔尝试的死灰复燃。

但是，这些归纳理论试图将之转换为标准的所谓事实，都是些彻头彻尾的虚构。许多有着无比丰富的科学知识的人都曾经否定过这些“事实”，例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24]。而且，就算我们这些否定“归纳过程”存在的人都错了，教条主义者们所断言的这些有争议的“事实”创造出的推理标准的有效性，也依然是悬而未决的。（通过批判性论战讨论哲学问题的治学之道——连同理性哲学思考的伟大传统——真正迅速地消失，但即便如此，我也绝不甘心束手就范，不甘心就这么盲从当前的时尚，将上述“事实”拔高为某种哲学典范的新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