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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归纳问题的第三状态甚至还没有第二状态那么基础。第一状态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实践方法的问题——如何区分好的和坏的理论？第二状态则没那么重要，但仍有其迫切性。因为我们确实相信科学的结果——在“相信”的某种日常意义上；这个信仰也确实是合理的——在“合理”的某种日常意义上。由于在我们解答的逻辑框架中，上述事实并非一目了然，所以讨论这些问题还是颇有意义的。

但在我看来，一旦我们对前两个问题有了清楚的了解，问题的第三状态，即我所谓的“明天问题”，就仅仅是一个典型的哲学混乱而已（除非人们将之与形而上学的第四阶段相混淆）。诚然，休谟或罗素那样的归纳主义者会认为它无法与我所谓的归纳问题相区别，他甚至会觉得它是同一个问题的高级形式。但我的非归纳主义解答的本质部分已明确地认定，问题的第一状态才是最主要的，而第三状态是最低级的。我们可以将问题的第三状态表述如下：“你如何知道未来会类似于过去？”或者“你如何知道自然律在明天仍继续生效？”

对于上述两个子问题的第一个，最简洁而直接的回答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未来会类似于过去；相反，我有好的理由期望未来与过去在很多方面都不相同——实际上，这些不同存在于归纳主义者视为‘自然的统一’之实例的几乎所有方面。因此我们每天常吃的面包会变成毒药（想一想法国发生的麦角菌集体中毒事件），空气会令呼吸者窒息（想一想汉堡发生的空气中毒事件），而我们最信任的知己也有可能变成势不两立的仇敌（想一想极权社会中发生的一切）。”[41]

有人说这个针对第一子问题的回答不得要点，因为原问题的含义更清楚地体现在第二个子问题中（“你如何知道自然律在明天仍继续生效？”）。对此我的回答也是一样的，而且语气更为加重：“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所认同的自然律到了明天是否是一个被反驳了的猜想。实际上，发生这样的事件比发生麦角菌中毒要频繁得多。”

但有人说这样的回答依然不得要点：这个子问题所询问的不是有可能被反驳的假说，而是具有真值的真实的自然律、真实的自然规律以及它们会被改变的可能性。对于这个疑问，我的回答是平淡无奇的。在自然中发生着各种类型的变化，而我们所谓的自然律是一个关于某些能在变化中保持不变的东西的陈述；如果我们发现我们曾经认为是不变的东西确实发生了改变，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原来的猜想是错误的：它根本就不是自然律。

但我发现归纳主义者们对这些答案不满意，他们不认为问题的第三状态即明天问题已得到了解决。

他们的疑虑与我在“验证度”（见下文第四章）方面的某些观点有关。我常常将“验证度”描述为仅仅是一份总结报告而已，报告反映的是理论迄今为止经受批判和检验的情形、理论所经受批判性讨论的彻底程度以及理论已接受检验的严格程度。

有时候我也将验证度描述为理论“所能够证明其经受检验而生存的适应性”的程度。[42]而正如我在有关段落中表明，它仅仅是一份关于理论对已往严酷检验的适应性报告：正如达尔文一样，我从不假定已在过去检验中显示出适应性的那些东西（无论是一只动物还是一个理论）同时也能适应未来的所有或大多数检验。[43]实际上，我相信一个理论无论曾得到过多么良好的检验，也有可能在明天被反驳——特别是如果有人努力地去反驳它，特别是他有某种新观点去检验它。

但是，如果验证度仅仅是关于理论过去表现的评估，那么以明天问题的形式呈现出的归纳问题岂不是将再次死灰复燃吗？因为不正是理论的验证度——即它的以往的操演——决定着我们对它未来操演的期望吗？虽然我否认这一点，但在理论上我自己不正是错误地基于以往的操演来把一个理论留给未来的检验吗？

我承认，这样来将我归属于此情形之中，就等于是摧毁了我的理论：这等于说我所做的正是归纳推理。然而我马上就将澄清这个问题，而且不需要超出曾讨论过的范围[44]就能做到这一点。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我不认为高度验证了的理论就特别有可能或概然地（或反之）在未来的检验中生存，我也不认为高度验证了的理论比不那么高度验证了的理论更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相反，撇开其他因素，理论得以生存的似然性［likelihood］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个特定科学分支的进步速度，换言之，取决于研究人员对此领域的兴趣，取决于他们设计新检验的努力。但是，进步最快的领域，正是批判标准和检验标准都很高的领域——即那些我们拥有高验证度理论的领域。

因此，我不期望具有更高验证度的理论通常会比较低验证度的理论活得更久。理论的期望寿命并不随着它的验证度的增长或它在过去检验中留存能力的增强而变得更长。

但是，我是不是（有人也许会问我）期望太阳在明天依然升起？我是不是根据运动定律作出我的预测？我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因为这些运动定律是当前最有效的定律，这在上文已详细讨论过了。虽然对理论有疑惑，但我仍会选择最有效的理论并以此展开我的行动（如果我必须行动——也即必须作出选择的话）。因此我很乐意打赌太阳明天照样升起（打赌是一个实践行动），但我不会打赌牛顿力学（或爱因斯坦力学）能在未来的检验中生存，或比最有效的突触传递理论生存的时间更久，虽然后者具有（或看似具有）较低的验证度。至于实践行动（例如就这些理论所作出的预测打赌），在两个情形中我都乐意基于有关领域中最好的理论来展开行动，只要这理论已经过良好的检验。

这个问题也可以用下述方式来理解。理论生存的问题，涉及的是它的历史宿命，因此涉及科学的历史。另一方面，它在预测方面的用处则与其应用有关。这两方面互有关联，但并不密切。因为我们常常会毫不犹豫地应用一些甚至已经死亡了的——被证伪了的——理论，只要它们是对手头问题足够良好的逼近就行。因此，虽然我一方面准备打赌某一理论的应用，而另一方面又拒绝打赌此理论的生存，但这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悖论之处。

我拒绝为一个经良好验证的理论的生存而打赌，这表明我不打算由过去的生存作出任何有关未来生存的归纳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