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证实的例子
如果一个在其他方面都非常明智的患者否认了某种暗示，而其理由却不太明智，那么他有缺陷的逻辑就是证据，表明确实存在着某种……强烈的动机在支持他的否认。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本节打算通过分析一个著名的例子指出，分界问题的意义不仅在于将理论分类为科学的和非科学的，而且它的解答是我们在批判性地评估科学理论或所谓科学理论时迫切需要的。为此我选择的是弗洛伊德的巨著《梦的解析》，理由有如下两点。第一，在我思考分界问题的过程中我就曾分析过这本书的论证，而我从这些分析中学到了很多东西。[4]第二，除了我将在这里揭示的种种严重缺陷之外，这本书无可置疑地包含着一个伟大的发现。至少我相信存在着一个无意识的世界，而弗洛伊德在此书中论述的对梦的分析从根本而言是正确的，虽然无疑并不完备（弗洛伊德自己也明确承认了这一点），而且必定多有偏颇。我说“必定”是因为甚至“纯粹的”观察也绝不是中立的——它必定是解释的结果。（我们总是依据自己的理论对观察进行收集、排序、解读和衡量。部分地基于这个原因，我们的观察往往倾向于支持我们的理论。除非我们认真地采取批判性态度和寻求对我们理论的反驳而非“证实”，否则这种支持并无多大价值。）这个观点适用于最为不偏不倚的观察，也必定适用于对梦的诠释。
在本节中我将分析弗洛伊德用以支持自己在《梦的解析》中提出的核心命题的论证方式。
弗洛伊德此书的主要目的在于“证明梦在本质上体现着愿望的满足”。[5]当然弗洛伊德也意识到了其理论面临着一个最明显的反对例证——那就是恶梦和焦虑梦的存在；但他否定了这个反对例证。弗洛伊德在一段文字中表达了他的看法。而他在这段文字中的表述将成为我们讨论的主要问题：“确实，焦虑梦似乎使我们不可能断言下述一般性的命题（它基于我最后一章提供的例子）：梦是愿望的满足。焦虑梦确实使这类命题成为谬论。但我认为，要打发这种异议并不存在任何真正的困难。”[6]他解释了打发这种异议的方法，[7]这涉及到如下论述：从其现象（其“显性内容”）上看似乎是焦虑梦的那种东西，在事实（其“隐性内容”）上是愿望的满足。这使得弗洛伊德非常轻微地“修正”了他关于“梦的本质”的主要命题，他自己是这样表述的：“梦是（被压制的或被抑制的）愿望的（伪装的）满足。”[8]
弗洛伊德不断重申他的如下纲领：揭示出所有焦虑梦都是愿望的满足。例如这个纲领被重述于第550页，而在第557页最为详细：“要看出下面这一点并不存在任何困难：在我们的理论中，不愉快的梦和焦虑梦正如直接涉及到满足的梦一样，都是愿望的满足。”[9]但弗洛伊德从未能贯彻他的纲领；最终他完全放弃了它——但他没有明确说明这一点。下面我将给出我这个观点的理由。
在这本著作中，弗洛伊德很早（第157页）就讨论了“一些看来与我的理论相矛盾而又频频出现的梦”[10]；这很微妙地向我们暗示说，在这个将焦虑梦还原为愿望满足梦的纲领中，必定存在着某种非愿望满足的梦；因为在第161页中我们得知，在焦虑梦中，焦虑必定是与梦相分离的，它仅仅是“在表面上附着于”这些梦的内容。（参见第162页以及那里的编者注。）在第236页中我们被告知，焦虑“可能是精神神经症性质的……如果事实如此……那么我们就几乎到达了极限，过此极限，梦是愿望之满足的理论便告破灭”。（粗体为我所加；参见第487页末尾。）因此，极限终究是存在的。在第580页中弗洛伊德自己也意识到，对于将焦虑梦还原为愿望满足梦这个问题，他至今都只是在逃避而已：“确实，我指的就是焦虑梦这个问题；在读者的印象中，我似乎在面对这个问题时，总是在逃避这个对愿望满足理论构成最大威胁的显然之物；为了消除这样的印象，我现在就将给出一些至少能起点作用的提示，使我们能解决如何解释焦虑梦这个问题。”[11]但这些提示并不太令人满意，至少它们没能令弗洛伊德满意。因为随后的两页中对这个问题他没能给出任何有启发性的东西，而仅仅是重复老一套的说法“不再有任何东西会与下述观点相矛盾：产生焦虑的物理过程仍然可以成为对愿望的满足”；在这之后，弗洛伊德完全放弃了这个尝试。最后，他在第582页中告诉我们，关于焦虑梦的一切问题都必将消失“于梦形成的心理学框架之外。其实，我们的论题［梦的理论］与焦虑有关，这仅仅是因为在睡眠中会自由地产生各种无意识的东西而已。如果不是考虑到这一点，我就可以忽略所有关于焦虑梦的讨论，同时完全避免在这几页中探索这些围绕在焦虑梦周围的种种晦暗不清的问题”。[12]在1911年而不是在后续的版本中，弗洛伊德用一句精妙的话总结了自己的纲领，这实际上是一种否定，虽然相当含蓄，而且显然是无意识的：“我想坚持的是，梦中的焦虑这个问题不是关于梦的，而是关于焦虑的。”[13]
在后面四页中弗洛伊德讨论并部分分析了三个焦虑梦。他的目的不再是证明它们是愿望的满足，而仅仅是打算支持他的断言“神经性焦虑起源于性”（第582页）。这显然蕴涵着下述观点：焦虑与某种愿望相关。但它并不能证明下述推理：所有焦虑梦都必定拥有愿望满足的特征。（看来确实有一些弗洛伊德著作的读者得出了这个错误推理；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弗洛伊德自己的说法仅仅是，三个梦中的第一个有可能部分是愿望的满足；至于这个梦的类型和其余两个梦的关系，弗洛伊德没有做过任何论述。）
弗洛伊德没有贯彻他原来的纲领，去表明（通过给出一些详细的分析——他一向喜欢这么做）所有焦虑梦都是愿望满足的。显然这是因为他最终不再相信这个纲领了。因此焦虑梦变成了一个关于焦虑的问题：现在它“成为神经心理学的组成部分之一”；它不再属于梦的理论——即愿望满足理论。我本来也不愿意对这种认识上的转向多加苛责，但问题是这个转向不是有意识的修正，也不是对错误的坦然承认。相反，撰写这些文字九年之后，弗洛伊德在第135页中——他正是在这一页中首次提出了将焦虑梦还原为愿望满足梦的纲领——严厉谴责了“阅读此书的读者们和批判者们”。他指责他们未能赞同他的命题“包括焦虑梦在内的所有的梦都是愿望的满足”，也未能根据“可以通过解释将焦虑梦转变为愿望的满足”（第135页）来理解他的纲领（他早在好几年前就抛弃它了，虽然仅仅是在此书的最后）。弗洛伊德这样写道：“本书的读者们和批判者们对我的这些观点视而不见，对梦的显性内容和隐性内容之间的根本性区分也视而不见，这就很难说仅仅是因为固执了。”[14]
事实上，固执的并不是读者和批评者，他们并没有无视焦虑梦这个问题；他们首先被告知从焦虑梦到愿望满足梦的还原“不存在任何真正的困难”（第135和557页），而到了书末（第582页）却看到弗洛伊德甚至没有尝试过这种还原，而是用一句“这个问题不是关于梦的”就打发掉了——如此看来，他们感到不满这也是完全正常的。但我主要想说的并不是上面这些，而是要对弗洛伊德拒绝批判的方法进行批判。[15]我确信，假使弗洛伊德在面对批判时——特别是面对常被精神分析学家们贬斥为“无知的批判”时——能有不同态度的话，他本是能够对其理论作出重大改进的。而且弗洛伊德无疑没有他的大多数追随者那么教条主义，那些人倾向于将殉道者、异教徒和种种分裂派别揉合进这个新理论之中，制造一种宗教出来，而且他们认为所有批评者都是“敌人”，至少是些“无知的人”（也就是说，这些批评者才应该被“分析”）。
这种自我捍卫的态度属于一种寻求证实的态度，认为自己在任何地方都能自圆其说，而且拒绝承认存在一些不符合自己理论的实例（同时还将这些例子称为“这不是关于梦的，而是关于焦虑的”从而打发掉它们——这确实就是我在《逻辑》第20节中讨论的那种典型的“约定论策略”，汉森·阿尔伯特称之为“免疫性”）。
一旦采取了这种态度，所有可想象的案例就都会变成证实性实例。1919年的时候我用下面两个根本上完全对立的例子描述了这种情况。一个人将一个小孩推进水里打算淹死他，而另一个人打算牺牲自己的性命去救他。用弗洛伊德的术语可以很轻易地同时说明这两个极其不同的情形——顺便说一句，阿德勒的术语也可以做到这一点。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第一人带着压抑的情绪（例如某种俄狄浦斯情结中的东西）而第二人达到了升华。（而依据精神分析学家S·贝恩菲尔德［S.Bernfeld］的说法，精神分析可以预测出一个人是压抑还是升华，但无法说明他将作出哪一种行为。）而根据阿德勒的理论，第一个人感觉到了自卑（这可能使他认为他需要去证明自己敢于进行某种犯罪行为）；而第二个人也是这样（他则需要证明自己敢于牺牲自己的性命）。我总觉得在这两个理论的视野中，任何可想象的人类行为实例都能被解释，而且都能被宣称为是对自己的“证实”。
［*（1980年增补）我现在觉得，上面这段话的最后一句论断过分了。巴特利向我指出，存在一些类型的可能行为，它们是与弗洛伊德理论不相容的，也就是说，是被弗洛伊德理论排除的。弗洛伊德依据“被压抑的同性恋”对偏执狂所作出的解释，看来就排除了偏执狂患者同性恋行为的可能性。但这并不是被我批判的那个基础理论的组成部分。此外，对于任何显然有偏执狂特性的实际同性恋者，弗洛伊德也可以说他要么不是真正的偏执狂，要么就不是完全实际性质的同性恋。］
这类在根本上对立的案例实际上确实都可以被诠释为证实，下面我将通过分析弗洛伊德如何对待某些针对其理论的异议，从而详细表明这一点。在《梦的解析》中弗洛伊德提到了一些“非常频繁出现的梦，它们似乎与我的理论相矛盾，因为它们的主题是愿望的受挫，或者出现了某些显然不属于愿望目标的东西”（第157页）。他认为，对这类他称之为“反愿望的梦”可作如下解释：患者希望弗洛伊德的理论是错误的，而这个愿望在梦中得到了满足。（另一种类型与我们这里讨论的内容无关。）因此这种表面上的证伪就变成了“证实”。但还有另一种对立的情形——患者的梦是梦到他服从于分析者，认证分析者的理论而非反驳之。对于这样的情形，弗洛伊德理论又有什么见解呢？在弗洛伊德看来，这些“服从梦”（弗洛伊德有时这样称呼它们[16]）当然也是证实，因为它们在完全相同的意义上和其他梦一样都是愿望的满足。
对待这些“服从梦”的批判性态度应该是这样的。它们的产生（根据弗洛伊德自己的说法）是源于分析者的暗示——分析者将自己的观念强加给了一个易受暗示的患者。因此我们应当认真地考虑到，一些其他的——甚至是所有的——分析者所谓的“临床证实”都有可能是源于这种机制。而就凭这种机制的存在，不就足以使上述“证实”无效吗？
弗洛伊德自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看他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倒是很有趣的。[17]
一开始弗洛伊德这样说：“当分析者首次意识到还有这样的可能性时，他可能会感到非常震惊。”——这里说的是患者受分析者影响这种可能性。[18]这是一个有趣的说法：像弗洛伊德这样的“分析者”也感到了震惊，因为他看到他对“临床证实”的全部信念都在摇摇欲坠之中。可一旦想到只是一些“怀疑论者”在提醒他这个令人震惊的可能性时，他就完全释怀了——弗洛伊德写道：“怀疑论者会说，这些东西出现在梦中是因为做梦的人知道他应该做这样的梦——它们是分析者们所期望出现的梦境。”接着他又补充写道：“公正地说，分析者自己可没那么想。”[19]
他当然不会那么想，但什么才算是“公正的说法”？弗洛伊德没给出任何理由。相反，当这些怀疑论者在三页之后最后一次出现时——那时他称之为“某些人”——甚至弗洛伊德自己都不再“那么想”了，因为他说：“如果某些人坚持认为，可以用来做分析的大多数梦实际上都是通过［分析者的］暗示而产生的服从梦，那么从分析理论的角度而言，我确实没有什么能反驳的了。在此情形中，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引述我在《精神分析引论》中所做的思考……在那里我表明了，在我们理论的意义上，即使认识到暗示的效果，也不会削弱我们结论的可信赖性。”[20]但我觉得《引论》中的这些文字恐怕根本无法帮助我们解决上面最后两个引文之间体现出的矛盾。如果我们的思考是批判性的话，我们必定会继续感受到那种“震惊”；特别是如果我们看到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第十五讲中说（参照第4点开始的六行文字），这种震惊来源于对如下事实的发现：弗洛伊德的、阿德勒的和斯特克［Stekel］的患者们各自都梦到过“强烈的性冲动……神秘感……［和］重生”，而按弗洛伊德的说法，在这些梦中“梦的内容是这些患者们的医生所中意的理论”。
让我们从《精神分析引论》回到前述文字之中，我认为在充斥着护教学说的这四页文字中所用的唯一论证方式，就是拼图论证（分别见于第312—313页以及第143页）。它断言，如果分析者们能坚持不懈地将这幅错综复杂的图片拼成整体，“那么这幅图就将变成有意义的，碎片之间也不会再有任何缝隙……这样一来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找到了解答，而且是唯一的解答”。
这种论证如果如上文所述那样，是被用于驱散分析者们对暗示结果的疑惑，那么它就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分析者一开始所害怕的，正是拼图游戏可能在压力下进行，那样他们就会把许多碎片（这些碎片本不是刚性的，而是弹性的、可塑的）硬挤进拼图中，否则就会无意识地暗示服从的患者，令他们制造出一些新的碎片，而这些碎片本是为填补各处“缝隙”而量身定制的。
即便不存在上述绝对应该避免的情况，那么也只有当我们手头的理论可以被严格检验时，我们才能使用这种拼图论证：那些不能被严格检验的理论总能使其碎片符合需要。例如我们可以考虑一下用种族斗争或阶级斗争来解释历史：它们总能完美地“拼合”出历史事实或当代政治形势这幅图画。当有些人依据占星术来解释历史的时候，当荷马依据奥林匹斯山上发生的家族内斗来解释历史的时候，当《旧约》依据群体性的罪恶感、惩罚和救赎来解释历史的时候，发生的正是这样的情况。这些理论都能成功地“拼合”出想要的图画。但这些理论以及弗洛伊德理论所持的信念“这是唯一的解答”是毫无根据的：上述种种解答都很成功。（阿德勒的和斯特克的解答也是如此。）
我不想被人误解，我认为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是项伟大的成就。但它具有更多的前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特征——也许是荷马收集起来的那些奥林匹斯山上发生的故事——而不是可检验的科学。当然，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认识到，甚至是形而上学的理论也远远比没有理论要好；而我也认为这个心理学领域的纲领在地位上等同于原子论、唯物主义、物质的电磁理论或法拉第的场论等等自然科学领域的纲领。但是，认为它能被“证实”所以它就必定是一种基于经验的科学，那就大错特错了。
证实主义总是和一种危险的教条主义形影不离。我不认为“什么是梦的本质？”这个问题是一个好问题；但如果我们确实在面对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至少应当去寻找另一种和弗洛伊德的愿望满足理论不同的解答。例如我们完全可以这样来回应弗洛伊德手头的所有事实及其分析：“所有的梦都是斗争的产物——要么来自于斗争性的愿望，要么来自于愿望与使愿望受挫的、产生种种烦恼或问题的阻碍之间的斗争。”[21]因为在一个梦中，愿望几乎只能被呈现为愿望的目标[22]——即愿望的满足——所以在大多数梦中出现的都是这种满足。但是，即便一些梦可能会在某种满足中达到顶点，斗争和受挫也总会强烈地表现出来（甚至在最简单的孩童的梦和有关饥饿的梦中）；斗争和受挫也是焦虑梦中的主要内容，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需要把焦虑梦视为焦虑神经症的症状了。[23]
我得说能想出这个理论无论如何都得感谢弗洛伊德，不过我给出这个理论的目的，仅在于将之作为他那套理论的另一个替代品。[24]而我想指出，弗洛伊德从未讨论过替代理论（例如我提的这种）以直面早先就由“固执的”读者们和“无知的”批判者们提出、而又为人们认可了的简单事实：焦虑梦构成了对愿望满足这个一般公式的反驳。他从未拿自己的理论与其他有价值的竞争理论做过比较，并依照证据来衡量二者；他也从未批判过自己的理论：他一直坚信自己的理论，试图去证实它，而且尽量使它成为某种普适的东西，甚至不顾在首次出版其巨著《梦的解析》时他自己也认可了的那些反例——例如焦虑梦。
正是这些原因让我在1919年时拒绝认可弗洛伊德主义者、阿德勒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下述主张：正如其他科学——例如经验神经学或生物化学那样，我们的理论也是“基于经验”的。我否认他们的上述主张是因为我发现，他们的理论无法满足可检验性、可反驳性或可证伪性标准。今天人们已广泛地将此标准认可为一种分界标准，但上面提到的三个理论都没有根据这个标准作出自己的讨论。相反，它们继续根据确证性证据或“证实”来展开其理论探讨。
这就是我首次面对分界问题时的情形。对于当前的上下文来说，我对这三个理论的不可反驳性论述的是否正确并不重要：它们仅仅是例子和例证。因为我的目的是要表明，我的“分界问题”肇始于评估理论和判定其理论主张这些实践问题，它确实不是什么将某些主题分类或区分为“科学的”和“形而上学的”之类的问题。实际上它是一个迫切需要我们解决的实践问题：在什么条件下我们才能做到批判性地以经验为依据——要明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