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

有一些众所周知的难题，归纳主义们在其中挣扎已久，所获寥寥。如果他们打算表明这些难题也必定会在我的理论中出现的话——可能形式稍有不同——那么他们的论证方法还算是合理的。

按我的分析，归纳主义者们的难题之一如下所述：如果到1950年为止观察到的仅仅是黑色的乌鸦，为何我们宁可优选定律“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而不是定律“1970年之前的所有乌鸦都是黑色的，1970年之后的所有乌鸦都是白色的”。就有效的观察证据而言，这两个定律似乎都同样的好。然而，我们“显然”会优选第一个而非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去说明我们的这种做法。[47]

有人认为，在我依据猜想来解决问题的理论中依然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如下所述。有些人会因为他曾经看到过的两三只乌鸦都是黑色的而感到吃惊，他希望得到某种说明，并选择了假说“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但还有一些人提出了与此相竞争的假说“直到1970年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或者为了遵循我们的定律都应当只包含全称项（而“1970”是一个个体名称[48]）这样的建议，有些人提出第三个假说“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除了那些在日全食期间拍摄到的乌鸦之外（它们是白色的）”。

人们会问我，我们为何应当优选第一个假说而非后两个——要知道就相对证据而言这三个假说看上去都是同样的好。

我的回答是这样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假说断言了某种必须加以解释的关联或曰依赖性——而认可对某个特定日期进行某种未经解释和说明的改变，就等同于认可了某种奇迹。[49]（参见上文第Ⅱ子节。）单单这一点就使它们比第一个假说更低级。此外，我们当前关于鸟类颜色的科学理论具有一个性质，这就是我们相信并非为特设目的而做出的针对颜色变化的解释是有问题的，它与那些公认的理论（遗传学）相矛盾。基于上述原因，我认为在说明我在此情形中的优选的时候，应该不再有任何所谓的难题了。

然而我的主要反对意见与他们的观点完全不同。

我们所有的假说都是猜想，任何人都可以自由提出假说——哪怕那些假说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非常愚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大胆的、不循规蹈矩的新观念。而我们也必须为这样的自由付出代价，那就是不断遭遇看上去非常愚蠢的观念。这样的观念很少被严肃看待；但有些则能引起我们的兴趣，还有一些有时甚至会颠覆我们原先的印象，让我们走向正确的方向。因此，所有先验地将某一理论视为愚蠢的科学家都在冒险，而且没有任何方式能避免这样的风险；每次提出新猜想都是在冒险，判断是去严肃地对待它还是将之抛到脑后也是冒险。与归纳主义者相反，我不断言存在某一（通过归纳获得的）理论能最好地说明任何给定的证据。我认为，相互竞争的猜想的多样性这个观念——当然我们也在尝试用批判来消除其数量——是我的方法论不可或缺的部分。

虽然这样的多样性有可能令归纳主义者感到困惑，但对我来说则没有任何问题。

在实践中，我们可以通过批判来消除许多显然非常“愚蠢”的猜想；它们或是不可检验的、可检验程度较低的，或是武断的、特设的，或者会无缘无故带来不必要的新麻烦，或者与最为普遍认可的一些观念相冲突——这些观念告诉我们令人满意的解释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些观念虽然有些含糊不清，但它们像科学理论一样是通过试错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些关于好的解释的“风格”（力学的、电学的、统计学的等等）观念。当然，上述考虑可能有时候会让我们拒绝某些好的理论。这也是我们要冒的风险之一，它是科学猜想性质的一部分。

因此伽利略错误地拒绝了关于潮汐的月球理论，因为他正确地意识到（正如我在别处曾说过的[50]）它是星星之间“相互影响”的占星术理论的一部分；占星术这个理论非常糟糕，虽然曾经似乎没有任何人愿意浪费些时间从观察上反驳它，或是批判性地检验作为其“根基”的大量归纳证据。另一个例子就是欧洲大陆的人们最初拒绝了牛顿的引力理论，以及英国人最初受到牛顿的权威影响而拒绝了惠更斯［Huygens］的光波动论，直到后来杨［Young］反驳了光微粒理论为止。

因此，认为方法论学家的职责就是说明那些符合事实的愚蠢理论的愚蠢性质，给出理由来对它们进行先验的排除，这种看法是天真的：这样的任务应该留给科学家们，令其为各自理论（及其自身）的认可和生存而奋争。此外，这也是一种归纳主义的信仰。归纳主义者认为，接受某一理论的唯一充分理由就是它能被过去的观察所支持，可要是他们发现许多非常令人厌恶的理论也傲然宣称自己和那些最令人喜欢的理论一样，能被过去的观察很好地支持，那么显然他们一定会困惑不已。但对我来说，这样的问题并不存在。

相比较而言，如果某一具有高度解释力的理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例如伽利略就喜欢与月球无关的潮汐理论），令我们觉得有吸引力，有前途，那我们都有权利支持它，哪怕理论内部存在矛盾，哪怕表面上会受到经验反驳，我们也不必过早失去希望：我们有可能最终克服这一切困难，完善这一理论。如若不成功，我们也会明白，迎击批判的智力努力越大，从错误中学到的也就越多。在面对一时还不知道如何把握、如何修正的卓越思想时，如果不希望就此失去它，那么在科学中保留一定的教条主义和顽固不化就是必要的。

在科学的批判性方法中，就算是疯子般的偏执狂也有一席之地，也有用武之处。我曾说过，我们的大学不应造就什么学者或科学家，而应满足于某种更谦虚的、更自由主义的目的——造就那些能区分出假内行、学者和科学家的人。[51]而L.E.J.布劳威尔［L.E.J.Brouwer］很快就对我的观点作出了某种修正，他认为，我的表述还是不够自由主义，因为人们可以将之解释为鼓励学究们［the academic］经常借以蔑视外行的非自由主义的优越性。他指出，在科学中甚至假内行也有他的地盘，如此他便毅然否定了任何支持此类区分的思想。

因此，如果我们打算给出方法论上的理由以鄙夷“除了那些在日全食期间拍摄到的乌鸦之外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之类的理论，我们就极有可能是在鄙夷某种非常重要的理论。我们就有可能用先验的理由反对爱因斯坦定律的下述观点：黄道区域的恒星星群总是表现出同样的相对角距离，而那些位于日全食期间的星群就是例外——我们会发现其中一些的相对角距离有微小的差异。而如果伽利略知道什么是摄影的话，他极有可能认为爱因斯坦定律有着某种令人不快的占星术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