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夷
四夷、九夷之说，出现较早。《尚书》中，《虞书·尧典》记，帝尧“分命羲仲，宅嵎夷”[21]，这里的“嵎夷”，即东海之滨。《虞书·舜典》记，帝舜对十二州头领训话时，就说要使“蛮夷率服”[22]。而“四夷”之说则出现于古文《尚书》，在《大禹谟》中，伯益对帝禹说：“无怠无荒，四夷来王”[23]，所谓“四夷”，就是围聚在诸夏中国之四方的落后部族。
《韩非子·说林上》云，周公旦“乃攻九夷而商盖伏矣”[24]。这里的“商盖”就是商奄，九夷虽位处荒蛮，但它之于殷商王朝还是很重要的，并非可有可无，这就是为什么周公在军事上先灭九夷，然后才迫使都城降伏的原因。王船山在《四书稗疏》中称：“鲁东海县本有夷属，故《尚书》称莱夷为岛夷。”[25]于是，很有可能，所谓“九夷”最初的地理位置大概还只在鲁国境内或周边，到后来才迁居于淮水流域和泗水流域，或更远的辽东地区。《尔雅·释地·野》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26]这里，至少有九个东方部落是可以被叫作夷的，相比于北方的狄、西方的戎、南方的蛮，东夷部落很分散，所以其数量也就最多，但其力量未必最强，因为有周一代，始终对诸夏中国构成真正忧患与威胁的并非都是东夷。但《白虎通·礼乐》指出：“东所以九，何？盖来者过。九之为言，究也。德遍究，故应德而来，亦九也。非故为之，道自然也。”[27]以“究”解“九”，君王治理天下只有充分释放仁心、施行仁政，才可以感化居处在四边的原始部族，而使他们纷纷归心向往。这种理解显然是道德预设在前，用道德解释一切，很有汉儒思维的风格。按照《说文·大部》的解释：
夷，平也。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28]
如果仅从字面上望文生义，夷似乎指示着一个地方，东方近海，地势坦荡，其人群往往身背大弓，多以狩猎、捕鱼为生。可惜，这只是夷之为字到了近古才生发出来的引申含义。相比于已经文明化了的诸夏中国，夷人部族的生产、生活水平还是很落后的。但稍后他们可能就已经追赶了上来，未必没有礼乐文明。上古先民最初造字的时候，夷字与其说被赋予了贬义，还不如说更加象形，否则《论语·子罕》中，孔子为什么还想跑到九夷那里去呢？！“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中国失礼，求之于夷，也未必不可能。皇侃《论语义疏》曰：
东有九夷：一玄菟、二乐浪、三高丽、四满饰、五凫更、六索家、七东屠、八倭人、九天鄙，皆在海中之夷。[29]
并且，“玄菟、乐浪、高丽皆朝鲜地”。显然，这里的九夷之地肯定已经不在鲁国境内了。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玄菟、乐浪两夷，至汉代已取得长足的发展，在武帝元封年间相继置郡，户数、人口及辖县与中原之郡也没有太大的差距[30]。皇侃《论语义疏》的“九夷”之说显然与《后汉书·东夷列传》之所记不相一致。范晔说：
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31]
因为史籍、文献的阙如，范晔所谓的“九夷”今日已经无从可考，人们不仅不能理解这九夷的名词称谓，更不能找到它们各自的确切方位。从时间上看，《东夷列传》撰写在先，而皇侃《论语义疏》则在后，一个在汉朝，一个在南朝，历史间隔数百年，歧解、误读也在所难免。刘宝楠曾试图拉一个圆场，指出：“盖皇疏以地言，汉传以类言也。”这样，从被诸夏中国所称呼和命名的角度看，东夷各族，先被归于不同类型，或因为肤色，或因崇拜图腾，或因其他未知元素，然后再按地域划分。
不过，《后汉书·东夷列传》对“夷”的一番解释，别开生面，耐人寻味。
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32]
柢，为树根，《韩非子·解老》曰：“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柢固，则生长”[33]。范晔由树根的特征而联想到东夷部族的群体性格，万物都拥有自己的根底、渊源，无根无源，万物既不可能产生，也不可能成长。是人，都应该具备一定的仁性，没有仁性则是不能称为人的。九夷，因为出生于东方，所以他们：
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34]
在范晔的眼里，东夷之人，被水湿之气所长期浸淫，天生就柔弱、温顺，于是，很容易被君道、王道、圣道所灌输、统领和驾驭，而似乎没有一点野蛮、凶狠、残忍的印象，甚至，这种地区还应该被称为“君子之国”，也因为这种群体性格，懦弱、少气、不争、能忍的他们，还一度成为“不死之国”。所以，《论语·子罕》中，孔子萌生“欲居九夷”的打算，便不足为怪。这也正如《后汉书·东夷列传》所分析的那样：“昔箕子违衰殷之运，避地朝鲜。始其国俗未有闻也，及施八条之约，使人知禁，遂乃邑无淫盗，门不夜扃，回顽薄之俗，就宽略之法，行数百千年。故东夷通以柔谨为风，异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畅，则道义存焉。仲尼怀愤，以为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35]
傅斯年在对《左传》之襄公四年、昭公二十八年、哀公元年，后羿之诸多事绩，又《论语·宪问》之“羿善射”，以及《楚辞》之《离骚》《天问》，《山海经》之《海外南经》《大荒东经》《海内经》中，后羿经历之记述，《吕氏春秋·勿軁》之“夷羿作弓”——等材料进行了一番仔细考察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首先，“夷羿必是夏之敌国之君，且此敌国之君并不等闲，以《天问》《山海经》所说，居然是天神，而奉天帝命降于下土，为夷之君，自鉏迁穷桑，而为后人号为帝羿或曰羿帝。”其次，“夷为东方主。”第三，“夷夏之争数十年，在夷一面经羿、龏二宗，在夏一面经相、少康二世，战斗得必然很厉害。”进而，形成了一种“东西对峙的总局面”。而太皞之族、少皞之族（嬴、己、偃）则为夷之诸姓。及至后来，“夷与殷显然属于东系，夏与周显然属于西系。”[36]此说新颖，别出心裁，把夷与夏之尖锐对立一下子上推了很久、很远，也不无一定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