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觉迷录》一书

雍正帝亲自编纂、刊刻“吕留良案”中的皇帝上谕、大臣奏请、罪犯审讯口供，并附曾静认罪悔过书《归仁说》，名之曰《大义觉迷录》，于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刊行，并颁布于天下各州、府、县及远乡僻壤，特谕每个学宫“各贮一册”，永久存档，以便使将来的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让“读书世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而“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查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

显然，《大义觉迷录》是一部绝世罕见的、由皇帝本人亲自撰写的御制国书，而后来遭到乾隆皇帝的禁毁，更增添了它的神秘性和传奇色彩。雍正皇帝敢于公开案件的全部细节和处理过程，敢于泄露宫廷生活和君臣治政的诸多隐秘，敢于把自己的观点、想法公之于天下，敢于从思想理论到历史再到现实三重层面处心积虑地论证清统治中原的合法性，敢于与攻击朝廷的汉族知识分子进行公开激辩并逐一驳斥其错误言论、肃清其流毒影响，敢于释放当初企图谋反篡逆的“弥天重犯”并成功地将他们当作反面教员宣讲于全国各地，敢于让全天下的读书士子（秀才、监生）发表看法、人人表态，的确显示出一代帝王统御万方的非凡胆识、胸怀、气度、才识和雄韬伟略。^[5]

鉴于曾静、张倬的投书及吕留良的著述文字把矛头直指清王朝的统治，雍正皇帝针锋相对，不屈不挠、有理有节、引经据典地展开了还击和批驳，实际上，并不是位居九五、日理万机的天子有闲情逸致或理论兴趣而跟一帮读书人玩弄思辨工夫和文字游戏，因为他自己就曾声称“朕之详悉剖示，非好辩也”，而要借此良机“剖示宣谕”，向全天下人论证出大清代明而治理华夏的必然性与正当性，全面清算自清兵入关以来汉人思想世界中普遍存在的排满流毒，“晓以天经地义、纲常伦纪之大道”，最终“使愚昧无知、平日为邪说陷溺之人”能够“豁然醒悟，不致遭天谴而罹国法”。

于是，雍正所必须面对的则绝不仅仅是吕留良、曾静、张倬等少数之人，而是一个庞大的汉人世界，尤其是它的知识分子群体，甚至还应该包括两千年儒家传统中那种已经根深蒂固的夷夏之辨观念本身。雍正帝希望全天下的汉人通过吕留良案，对照明末世道，“问天扪心，各发天良，详细自思”，进而感激清兵救中国亿万生灵于水火，感激顺、康、雍以来历代清帝的圣明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