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之口舌相讥

中国没有能够统一周边民族，不同民族之间互不服气，相与谩骂、诋毁，是华夷分疏观念形成的历史原因。“盖从来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20]按照雍正帝的理解，东晋南北朝时期，甚至包括有宋一代，当时的中国分裂成许多小国，彼此的地域都非常狭小^[21]，而且大家的道德威望也都差不多，所以，谁都压不倒谁，谁都没有能力统一中国，于是，谁都不服谁，南方人与北方人互相攻击、谩骂。“岛夷”“索虏”一类的贬称大多来自不同民族相互对峙的那些年代，在本质上都属于一种极为卑鄙、粗陋的偏见，确系不务正业之人的所作所为。

“在当日之人，不务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讥，已为至卑、至陋之见。”而攻击和谩骂只能增加更深的愤怒和仇恨，“准噶尔呼满洲为蛮子，满洲闻之，莫不忿恨之”，别的便没有任何帮助。在大清一统的今天，情况则大有不同，南北一贯，东西通透，所有的民族不再兵戎相见，而都能够和谐相处，坦诚友好相待，如果再叫嚣这样的偏见，则真是禽兽不如。“今逆贼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22]显然，一旦国家分裂、民族对峙的各种历史条件消失殆尽，就不应该再死抱华夷之辨的老套观念不放了。而如今，全天下都是一家人了，还分什么内外！如果我们一直没把你们当外人，而你们总把我们当外人，则说明你们太不够意思，说得轻一点，你们自身的文明素质也值得怀疑，甚至很成问题；而说得重一点，你们简直就是不仁不义，而不仁不义的人，与禽兽又有什么区别呢？！

在《知新录》中，曾静说：“中国人之诡谲反复、无耻无状者，其行习原类夷狄。只是恶，亦是人之恶，天经地义，究竟不致扫灭。若是夷狄，他就无许多顾虑了，不管父子之亲、君臣之义、长幼之序、夫妇之别、朋友之信。”曾静的言下之意就是，中国人即便有恶性，也都是出于人类的本性，先天难免，终归是难以彻底消除的，或者，中国人犯错作恶是允许的，完全可以理解。但夷狄之人做事，则往往不会顾忌仁义道德，先天意识中似乎一直缺少这一环节。华、夷之于伦常的禀赋和养成，存在着先天区别，一有一无，一可一不可。

雍正帝则毫不示弱，还击也很有力，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口口声声强调仁义道德之徒的欺骗性和虚伪性：“今你这等逆乱君臣，上下之义荡然无存，且身罹重罪，有衰老之母，而毫不相顾；犯赤族之诛，门无噍类而不恤，殃及子孙，害及朋友，尚得谓之有君臣、父子、长幼、夫妇之伦理乎？！”一帮叛逆朝廷、扰乱君臣大义的亡命之徒，闭塞于贼念，铤而走险，根本不顾满门抄斩、株连九族、断子绝孙、祸及朋友的灾难性后果，还有什么资格对别人口若悬河地大讲什么“五伦”之理呢？！这不是骗人又是什么呢？！谩骂没有根据，也没有力量，受辱的只能是骂人者自己。实际上，你吕留良、曾静一伙的倒行逆施本身也已经“将天经地义尽情扫灭，是禽兽不如之类，亦还有顾虑乎”^[23]？没有顾虑，说明已经孤注一掷，无法无天，一无畏惧了，这样的人根本就不会把仁义道德记挂在心头。

当初孔子褒扬管仲攘夷之功，其对象专指楚，而且是国强必霸之后的楚，后世学者不应该将夷狄对象蓄意扩大化。吕留良这个极端保守的汉族知识分子故意把孔子的仁仅仅诠释为“尊攘”，曾静一伙则跟着盲目起哄。“类推一部《春秋》也只是尊周攘夷，却不知《论语》所云‘攘’者，止指楚国而言，谓僭王、左衽，不知大伦，不习文教。而《春秋》所摈，亦指吴楚僭王，非以其地远而摈之也。若以地而论，则陈良不得为豪杰，周子不得承道统，律以《春秋》之义，亦将摈之乎。”^[24]后来的曾静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的反省，是因为他已经真正发现《春秋》一书中，孔子称许管仲攘夷并不是以地理籍贯、外于中土或民族、习俗差异立论，而始终着眼于君臣礼义的有无。明白了这一道理，不仅可以尖锐地戳穿那些蓄意用夷狄骂人的险恶阴谋和可笑伎俩，而且也可以将夷狄之名空壳化和去实指化。

春秋、战国时代，群雄纷争，各国互不相让，即使被称为夷狄，也没有什么大碍，无非是你骂我、我骂你的一种贬称而已，置之不理就可以了。如今的大清王朝实现天下一统，夷夏民族一体共存，彼此交融，内外难分，即使再被冠以夷狄之名，本朝也并不避讳，叫叫而已，不必太在意、太在乎，心态平和一点就会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了。但朝廷对于那些没有矛盾却故意制造矛盾的人，一定不会心慈手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