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内诸夏
如果仅从表面上看，经过历代圣王由近及远的布政施教，不断积累，及至《春秋》之所闻世，便可以“内诸夏而外夷狄”。由于王化推开，逐步扩散，诸夏中国更加文明，道德水平也相对提高，于是，诸夏则可以称“内”，而夷狄仍只称“外”。照此类推，只有等到哪一天，王化大成，天下大同，于是，大小、远近、夷狄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但实际上，“内诸夏”是一种不得已的历史选择。因为到了孔子所闻之世，土地、人口之兼并日趋激烈，各路诸侯竞相争霸，原先出于一个血缘共同体的国家，钩心斗角，彼此算计，伐同姓、灭同姓之事不绝于耳，同姓诸侯或自顾不暇，或自私自利而不能彼此相救。
哀公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阳归宋入曹”。《公羊传》曰：“曹伯阳，何以名？绝。曷为绝之？灭也。曷为不言其灭？讳同姓之灭也。何讳乎同姓之灭？力能救之而不救也。”讳“灭”而言“入”，就是因为耻于鲁国隔岸观火，有能力却不伸手救援同姓，眼睁睁地看着同姓诸侯的灭亡，所以一贬到底。如果任凭同姓诸侯再这样冷漠下去，不仅鲁国不保，而且诸夏也必将完蛋。现在，分布在四边的夷狄蛮戎已经逐步强大起来，虎视眈眈于中土，如果继续“内鲁”“据鲁”，而不开拓视野、扩充阵营，则无异于坐地自毙，因为只有放大“内”的对象和范围，联合诸夏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够保国保种，而不至于死绝。
诸夏是多，中国是一。“《春秋》‘内诸夏’之辞，不曰‘诸夏’而曰‘中国’，总下土之辞，合诸夏为一者也。”[93]但《春秋》一书，虽然内鲁、王鲁，但几乎从所传闻世，到所闻世，再到所见世，孔子一直都希望包括鲁国在内的诸夏能够紧密团结，携手共创有礼、有序、和谐、人性的王化世界。所以，连称“诸夏中国”，多中有一，一中有多，似乎更能够体现出一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相容多元、统一有序的文化气质和民族精神。
庄公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济西”。《公羊传》曰：“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为中国追也。此未有伐中国者，则其言‘为中国追’，何？大其未至而预御之也。其言‘于济西’，何？大之也。”这里，大，指“以……为大”“以……为重”，引申为“张大”“推崇”“尊崇”。鲁庄公勇于把戎人驱逐出济西地区之外，使其不敢靠近，而且此举发生在戎人还没有开始对诸夏进行侵扰之前，其可圈可点之处则在于，一是高瞻远瞩，于端倪之处、在未发之时就能看清戎人与中夏为敌、觊觎中夏土地和财富之不可告人的目的。故《春秋》“善其未至而豫”[94]。二是未雨绸缪，尽最大努力驱逐戎人，以使中夏远离蛮夷之祸害。一旦等到戎人靠近中国、伐中国，还手就来不及了。三是主观上“为鲁国追”，客观上则“为中国追”，因为驱逐了戎人，得益的是诸夏全体，所以应予“大之”。
襄公五年，“仲孙蔑、卫孙林父会吴于善稻”。鲁大夫孟献子、卫大夫孙文子到吴地善稻与吴人沟通一些事。《左传》记：“吴子使寿越如晋，辞不会于鸡泽之故，且请听诸侯之好。晋人将为之合诸侯，使鲁、卫先会吴，且告会期。故孟献子、孙文子会吴于善道。”[95]显然，孟献子、孙文子两人的吴国之行是在为晋悼公“合诸侯”打前站。董仲舒分析说：“卫俱诸夏也，善稻之会，独先内之，为其与我同姓也。吴俱夷狄也，柤之会，独先外之，为其与我同姓也。”[96]一个“先内”，一个“先外”，诸夏一会儿被当作外，一会儿又被当作内，现实条件与属辞用意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相比于：
（1）成公十五年，“钟之会”：“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鳅、邾娄人，会吴于钟离。”这里的表达方式，耐人寻味，应当引起注意。先是“叔孙侨如会”，然后才是“会吴于钟离”。第一个“会”，鲁大夫接见、会同了五个诸侯国大夫加上一个邾娄人，这便说明鲁国没有把诸夏当成外人，团结诸夏，使中国一体，以携手应对夷狄。第二个“会”则蓄意把诸夏与吴区别开来，吴被当成整个中国的对手、敌人。所以《公羊传》曰：“曷为殊会吴？外吴也。曷为外也？《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自近者始也。”生逢乱世，敌、我、友混杂，擦亮眼睛，辨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春秋》外、内之辞有所不同。
（2）襄公十年，“柤之会”：“春，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娄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娄子、齐世子光，会吴于柤。”鲁襄公亲自出面，开始与十一国联手，诸夏阵线进一步扩大，中国队伍的力量得到加强，但《春秋》仍凸显鲁国的先导地位，中土各国仍为外。
（3）襄公十四年，“向之会”：“春，王正月，季孙宿、叔老会晋士匄、齐人、宋人、卫人、郑公孙囆、曹人、莒人、邾娄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娄人，会吴于向。”荆楚蛮夷，强大异常，已经对中土各国构成严重威胁。鲁大夫不得不与十二国大夫会晤、沟通，试图采用以夷制夷的战略，而帮助吴谋取楚国。
而襄公五年“仲孙蔑、卫孙林父会吴于善稻”，只书“仲孙蔑、卫孙林父会吴”，而不书“仲孙蔑会卫孙林父会吴”，少了一个“会”字，意味着孔子于所闻世已经“不殊卫”“不殊孙林父”[97]，消除鲁与诸夏之间的隔膜，而将鲁、卫一视同仁了。外敌侵扰，强虏当前，如果再不整合原先的血缘共同体的力量，再不团结起来，或再不扩大自己朋友的队伍，吃亏的肯定是中国。综观《春秋》，成、襄之世，书“殊会吴”，即特别点出诸夏与吴的来往，交代诸夏有别于吴；而进入昭公之世，“吴始少进，获中国大夫”；至哀公之世，则开始记录“鲁出大夫会吴而不殊”[98]了。前后之变化，应该是鲁、诸夏、夷狄三者在军事、政治等方面力量博弈的结果。
既然“内诸夏”，在属辞上，《春秋》当然也就应该为之避讳。或者，我们也可以说，为诸夏讳是内诸夏的逻辑结果。襄公二年，“冬，仲孙蔑会晋荀罃、齐崔杼、宋华元、卫孙林父、曹人、邾娄人、滕人、薛人、小邾娄人于戚，遂城虎牢”。鲁国大夫孟孙子联合晋、齐、卫、曹等国组成十国部队，一举占领了郑邑虎牢。但郑成公于七月初九日死，尚未发葬，仍在丧期。《公羊传》曰：“虎牢者何？郑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则曷为不言取之？为中国讳也。曷为‘为中国讳’？讳伐丧也。曷为不系乎郑？为中国讳也。大夫无遂事，此其言遂何？归恶乎大夫也。”孔子于所闻之世，用“遂”“城”二字，不仅为鲁大夫，而且也为中国大夫之丑而避讳。郑国治成公之丧，按照礼制，师不伐丧，当闻丧而还，但现在不仅打了，还完全占领下来，此一丑矣；其二，既然遇丧，伐与不伐，当请示君王，大夫在外执行任务必须听命于君王，服从指挥，因为“大夫无遂事”，擅自做主则为“遂”。《春秋》能“为中国讳”，说明已经视诸夏为自己了。
襄公七年，“十有二月，公会晋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莒子、邾娄子于鄬。郑伯髡原如会，未见诸侯。丙戌，卒于操”。为了解救被楚人所围困的陈国，鲁襄公与五国诸侯以及莒、邾娄之首领在郑邑鄬会晤，商量对策。《公羊传》曰：
操者，何？郑之邑也。诸侯卒其封内不地，此何以地？隐之也。
何隐尔？弑也。孰弑之？其大夫弑之。
曷为不言其大夫弑之？为中国讳也。
曷为为中国讳？
郑伯将会诸侯于鄢，其大夫谏曰：“中国不足归也，则不若与楚。”
郑伯曰：“不可。”
其大夫曰：“以中国为义，则伐我丧；以中国为疆，则不若楚。”
于是，弑之。
郑伯髡原何以名？伤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
未见诸侯，其言如会何？致其意也。[99]
操，是郑邑。诸侯死在自己的封国之内，《春秋》一般是不记载具体地名的，但这里却记录了，显然在为郑僖公避讳。因为一方面郑僖公本人一直心存联合诸夏之意，没有任何叛逆或投靠夷狄的想法，值得肯定和称许；另一方面也非常同情、怜悯他有心赴会却“未见诸侯”，在任上就被自己的大夫弑了。至于郑僖公大夫所言的一句“中国不足归也，则不若与楚”，应该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楚人崛起，中国软弱，处于何去何从十字路口的郑国，究竟是归附于楚，还是继续亲近中土各国，在郑国内部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而下一句“以中国为义，则伐我丧；以中国为疆，则不若楚”，则更可以看作是中土各国对郑国所采取的诸多不仁不义军事行动的血泪控诉。诸夏沦落，自己人对自己人都已经到心怀仇恨、背离而去的地步了。这从反面揭示出《春秋》于所闻之世采取“内诸夏”策略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襄公八年，“夏，葬郑僖公”。上一年的十二月十六日，郑僖公被自己的大夫所弑，至今早已过了五个月的葬期，现在安葬，《春秋》不书其月份，“本实当去葬，责臣子”[100]。根据《公羊传·隐公十一年》所说：“《春秋》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101]只要弑君之贼逍遥法外一天，臣子就罪加一等，置君臣之纲、天下公义于不顾，已经没有任何脸面了。《公羊传》曰：“贼未讨，何以书葬？为中国讳也。”既然书葬，则是为郑僖公避讳，至此已再次视郑国为内了。
晋人得“内其国”一例。文公七年，“戊子，晋人及秦人战于令狐。晋先昧以师奔秦”。晋襄公卒，太子年幼，执政大臣赵盾欲立襄公之弟公子雍，使先昧、士会两大夫入秦交涉迎公子雍。秦穆公也派护卫送公子雍回晋。但后来因为晋襄公夫人穆嬴的威逼，赵盾不得不立太子，即晋灵公。这惹怒了秦穆公，秦穆公便兴师问罪，赵盾统领中军，派先昧带着下军抵御秦师，在晋邑令狐打败秦师。先昧、士会却因为赵盾立位之事背信于秦穆公，率师而投奔了秦国。《公羊传》曰：“此偏战也，何以不言师败绩？敌也。此晋先昧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外也。其外奈何？以师外也。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先昧、士会带着晋国的军队投奔秦国，在性质上是叛逃，当贬抑，所以《春秋》只称“人”。但晋国立灵公也没错，嫡长子继承，合礼合法。没有直接说他们“离弃”晋国，只说他们是在境外自作主张走掉的，明显是在为晋国避讳，而类似的属辞只有在鲁国大夫身上才用过。文公八年，“公孙敖如京师，不至，复。丙戌，奔莒”。鲁大夫公孙敖为公子遂逆女于莒，见其美貌而自娶，因此不容于国人，在被派往周王京师吊丧的路上，竟然逃奔到莒国。《公羊传》曰：“不至复者何？不至复者，内辞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则其言如京师何？遂公意也。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春秋》为鲁讳，言“复”、言“奔”，就是不言“出”，其意图在于：不想让大夫背弃自己的国家，宁可告诉人们，他只是乘外出办事的机会自作主张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