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内外异辞

《春秋》之为书，为什么没有采取一种直抒己见的、形上化、哲学化的叙事方式呢？孔子回答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54]尽管“载之以空言”也具有很强的逻辑力量，却容易陷入抽象概念的窠臼，而难以深入人心，不太容易获得一种经历久远的穿透力，所以借助于一种历史性的叙事方式，附着于生动、具体的政治案例，在有针对性的记述中彰显王道真理，便成为一种必须。然而，简单地“见之于行事”则往往又必然导致粗鲁而机械地套解王道和王义，给人以一种生吞活剥的感觉。于是，孔子便发明了一套融汇了史与思，统一了抽象与具体，既有独特的语言形式又有丰富的内容规定的话语系统，借于此，尧舜之道、王者之义获得了一种极具穿透力的伸张。^[55]

为了以一种历史性的叙事方式表达王道、王义之真理，《春秋》在属辞方面，内外不同，故有内辞、外辞之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