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儒家“夷夏论”的当代回归及其对中华文明重构的建言——读余治平《春秋公羊夷夏论》一书
翁后发[1]
晚清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积贫积弱状况的加剧，作为主导中国社会两千余年的儒家思想也成为近代社会学术思想解放的首要批判对象。然而，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儒家面对晚清社会的颓势并不是毫无知觉的。事实上，以变革社会为己任的公羊学学者早在清代中期便对清王朝在镇压白莲教的过程中所体现的颓势有所反思，以庄存与、刘逢甲为代表的常州学派的兴起及其后进魏源、龚自珍都已经比较深刻地认识到了当时社会的潜在危机。而由于他们大都无法左右社会的实际发展，所以龚自珍只能发出“九州岛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2]的感叹。魏源不仅积极抵抗西方侵略者，还认真了解西方的相关信息，呕心沥血写成《海国图志》一书。他还认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特别主张经世致用。而到了清代公羊学的后期，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也都是呼吁社会改革的中流砥柱。这都充分体现了公羊学学者经世致用的一面，也显示了近代公羊学从其诞生伊始，便对社会有着深深的关切。
时至当今，儒家已经失去了其主导社会思想的地位，与此相伴的则是自康梁以后长时期的公羊学的衰落。再后来的港台新儒家试图从心性学的路径入手开出“新外王”，然而从目前的效果来看，显然是不够成功的。大陆新儒家兴起较晚，且其关于“外王”的学说建构目前还在发育之中，前途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但是，不同于港台新儒家，大陆儒者“新外王”的建构则是依托公羊学而展开的，虽然目前实质性的进展有限，但此举对公羊学的再度复兴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而公羊学中的社会变革思想，对批判当代社会的顽疾以及儒家理念重新参与当代社会的组织建构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阅读了上海社会科学院[3]余治平研究员《春秋公羊夷夏论——儒家以文明教化为本位的一种天下秩序设计》（上海书店，2014）一书后才会有一种特别兴奋的感觉。余先生写作此书是在他阅读戴旭《C型包围：内忧外患下的中国突围》以后有感而写成的，该书通过对“夷夏论”的实质内涵与历史发展回应了东方社会“善的生活方式”与西方社会“利的生活方式”的二重划分，并努力跳出戴著追随西方模式的思维陷阱[4]，同时指出“别人耍流氓，我们不能也跟着耍流氓，而干脆一时抛弃自己好的教养和品格”[5]。而余书的重点与精华正是通过对公羊学“夷夏论”的解读与发展演变分析，试图依托公羊学“夷夏论”推动儒家观念的重归及其对当代公共生活理念与行为准则建构的参与，乃至为中华文明的现代重构贡献智慧。
该书结构上分为三编，分别论述春秋秦汉、雍正乾隆以及近现代中国的夷夏观。而贯穿这三部分的一条基本线索则是追问“夷”“夏”的本质区别。所以本书先以较大的篇幅在春秋的时代背景之下，透过《公羊传》先阐述春秋时代“夷狄”与“华夏”二者含义的区别。余先生通过考证认为，夷者，原来并不是贬低的称谓，而是指蹲坐的姿势。周灭殷商之后，称周边的少数民族为夷狄，此后“夷狄”才有了贬低的含义。后来随着周边未开化民族对华夏民族的侵扰越来越频繁，按余先生的说法，诸夏对夷狄侵侮的抵御也越发乏力，遂以“夷狄”称之，打起了“口水战”，从而使得诸夏与夷狄的族类分属逐渐明晰化。
直到这时（周灭殷商后），中土之人才或多或少地产生出了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戒备心理，于是，“夷”字或“夷狄”也开始具有贬义的性质。[6]
《春秋》的叙事传统一向注重“微言大义”，故在《春秋》的文本解读上有很多发挥的空间。而通过对这些文本诠释的解读和总结，余先生认为，孔子作《春秋》，不仅是“王鲁”“通三统”，更是要将诸夏视为一个整体，与夷狄部族相对立、抗衡。而华夏之为华夏正在于其知礼仪，守王道，不以霸道取胜于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华夏与夷狄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孔子对此也持开明的观点。《公羊传》中亦多次提出了华夏不知礼义则“夷狄之”的看法[7]，余先生在书中已举较多的案例说明此意。
诸夏堕落为夷狄，是一变，《春秋》刺之、抑之；夷狄向文明迈进，是一变，《春秋》褒之、贤之。[8]
当然，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孔子其实是十分担忧华夏真正被废灭的，因而倡导联合诸夏，抵御夷狄，内诸夏而外夷狄，正如余先生所言：
实际上，判断一个民族之有无、民族性之强弱，最重要的是看它有没有内在凝聚力。唯有看不见却又无处不在的核心价值与精神信仰，才能够把一个民族真正凝聚起来。[9]
而撇开这一点来看，实质上在孔子看来，华夏与夷狄之间的这种潜在转化的可能性，根基实在于礼乐文明，故孔子在《春秋》中对吴、楚、晋、齐等国所表现出来的复杂心情便不难理解。
次编主要对雍正、乾隆二帝进行考察。雍正篇主要围绕其在《大义觉迷录》中对曾静、吕留良等人所提出的满人为夷狄，因而不具有入主中原的合法性这一说法的反驳而展开。雍正帝从多方面进行反驳，就文本和学理上来说，是深得夷狄之辨大义的，其思路清晰，理由充足，指出“天下皆一家”，并实质上结束了清初以来对清朝统治合法性的质疑。此外，余先生对乾隆时期的闭关锁国与狂妄自大亦有新的解释，他认为自乾隆时期所建立起来的“立中外之大防”的观念，并非是一种简单的闭关锁国，也不是一种狂妄自大，而是乾隆帝的英明睿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数百年间遭受了西方国家丧心病狂的侵略，然而国家却未曾完全消亡，其语言文字、文化传统完全赖此得以延续。
这显然又得益于从皇帝到知识精英，到普通民众辨清华夷、预为之防的强烈意识和精神自觉。[10]
当然，这颠覆了很多人对清朝中期“闭关锁国”政策的看法，也最易招来非议。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余先生的这一观点纵然有些特出，但也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我们很多人都想当然地认为，如果明清没有实施闭关锁国，中国的状况就会好很多，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思想、文化等大概都会传播到中国，并可以改变中国明清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的落后趋势。但不得不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以为是的臆想。鸦片战争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被强行叩开国门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很多人依然认为中国人输给西洋的只是“器”的层面，直到康梁戊戌变法前后，才有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大概是中国的制度乃至文化本身出了问题。而明末第一次西学东渐传播到中国的大多数产品也都是与科学技术有关的内容，也即是“器”层面的东西。我们实际上没办法确切估计假如明清没有闭关锁国，其结果会是怎么样的，毕竟历史是无法重设的。但可以肯定的，闭关锁国，确实为中国文化的保存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并且在社会上树立了强烈的夷夏观念，这也为近现代中国人抵抗外国侵略的精神起着很大的塑造作用。
近代中国遭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次入侵，直接导致了人们对“夷狄”观念的重新认识。我们不妨将之称为“新夷狄”。不同于旧夷狄指代华夏周边的未开化民族，“新夷狄”转指那些“面目狰狞、专事强盗行径的西方列强”[11]。余先生甚至认为“西方人崛起的时代就是天下无道的时代”[12]。现代西方文明的崛起给亚非拉各洲人民带来的是深深的灾难，留下的是贫穷和血与泪的重债。这在本质上是野蛮的，是一种披着文明的外衣，依靠霸道从事掠夺和杀戮的新夷狄。而夷狄的称谓则更进一步转化成“鬼子”这个更加具有讽刺性的词语。实质上，西方文明的掠夺性将人类的文明带到了发展的死胡同里。
现代化与夷狄之道相通，而不可能与文明之道融洽，甚至现代化之道就是霸道。失去了王道的限制和伦理的约束，现代化肯定是为富不仁的。最可悲的是，现代化已经把人类拖上了死路一条。[13]
近代资本主义国家靠的是赤裸裸的掠夺和血淋淋的杀戮，而今天的发达国家则借用所谓环境问题、资源问题、政治分离、文化侵略诸种不见硝烟的战争进一步加强了对世界各国的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前景举步维艰。与西方国家之唯利是图相比较，中国一直秉持互利互惠、不事掠夺的王道政策。中国人之文明谨守礼制，不纵欲，不嗜杀，这是一种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文明，余先生以为：
这就是农业文明时代里儒家向人类所提供的一种迥然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的资源利用方式、生产和生活方式、行为与思维方式。一边是纵欲无度，一边是节欲有度，一个走进了死胡同，一个则永远有活路，显然是两种方向、两种气质的文明。[14]
因而在余先生看来，中华文明远较西方文明有前景，在此基础上中国和平崛起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作为对前述的戴旭在其书中的思维陷阱之回应，余先生认为尽管戴旭指出了中国称不了霸的种种客观原因，却没有发觉，这恰恰点明了中国“开放和平发展道路的逻辑前提和思想基础”[15]，这是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所在，我们的态度应该是顺着这种思路去开拓新的中外关系方式与格局，而不是以此为自卑之由头。
考虑到近现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情况，余先生的这一看法可谓其来有自。民国时期，梁启超先生的《欧游心影录》即根据其对欧洲的考察，指出西方文化已走到了末途，只有中国哲学才能成为世界文化的未来。而梁漱溟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提出了三种向度的文化，他认为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必将成为将来世界的发展方向。诸如此类的看法，不一而足。从今天来看，这些想法或许显得有些太过乐观，但是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对西方文化的理性反思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则是今天依旧应该被认真考虑的。而《春秋公羊夷夏论》一书正是沿着这样的路子来探讨新时代之下的问题，或许有些观点会被某些人认为是书生之见，但其中关于儒家观念的重归及其对当代公共生活理念与行为准则建构的参与中来的卓识，无疑是与当前的时代需要所契合的。
余先生认为基于中国人对纯粹哲学的无感，类似公羊学这样的历史诠释方式是真正符合中国人的口味的。“知性真理借助于确凿而具体的历史活动才能打通天人之际，《春秋》一书融合了事与理、形下与形上，让外王之道在最平凡的生活事件中获得了更为有效的呈现。”[16]其实这也指出了春秋公羊学的另一面，即其与公共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而作为春秋公羊学极为重要的主题之一，“夷夏论”也正可以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新规范和重要参考。进一步详参“夷夏论”的主要内容，“攘除夷狄与尊王重礼始终交织、纠缠在一起，并汇入儒门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道德叙事传统中，否则，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民族与四边少数民族之间就不可能形成一种总体上亲密、和谐、长期稳定而非歼灭、吞并的关系史”[17]。夷夏论参与了儒家传统伦理生活与礼乐制度的建设，使中国人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一直秉持了“善的生活方式”，这与当今西方社会“利的生活方式”是根本不同的。在如今后者横行并造成诸多严重问题的背景之下，重新回归“善的生活方式”是对“利的生活方式”的最好的抵制，并能抵消掉这种生活方式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有了另一种选择，而不是跟在西方国家后面亦步亦趋，即不至于堕入戴书中的思维陷阱。这显然是余书入木三分的精彩之论。
纵观全书，余先生始终把握春秋大义之所在，通过梳理“夷夏之辩”的内核由礼乐道德而转变为地域概念，并最终转化成了一种秉持霸道者即为夷狄的论点，直斥现代欧美日国家在文明外衣下所隐藏的野蛮秉性，大为中华张目，其高张的热情与严密的论证是十分值得赞赏的。而余先生认为孔子为中国的种族保存与延续所奠定的基础，即是“夷夏大防”与“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从而为中华两千余年之民族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上古先贤，唯有孔子明确为中国人立法，规定我们族群的王化、正义而非夷狄强盗之属性，使中国成为中国，使中国人成为中国人，把我们的族群引上了一条文明的、向善的通途，而不至于迷失在历史的漫长征程中。[18]
当前的国际社会逐渐呈现出多极格局。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明确了当代社会的冲突不是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所造成的文明间的冲突。他在该书中文版序言中指出：“未来的世界和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协调两国各自的利益的能力，及避免紧张状态和对抗升级为更为激烈的冲突甚至暴力冲突的能力，而这些紧张状态和对抗将不可避免地存在。”[19]面对未来国际间的文明冲突，中国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立足之处，而这个立足点当是建立在自己文明特质之上的。中国不应当跟在西方国家后面邯郸学步。余治平先生所提出的基于中国文明特质的适应于当代中国的新王道政治模式，正是在这一世界性的文明冲突中为中国所提供的一个方向和模式。而这也正回应了戴旭“中国需要战略家”的呼吁[20]，或许中国真正需要的并不是一个纯粹西方式的战略家，而是一个基于中国文明特质的战略家。
近些年来，大陆儒学气象兴旺，各种儒学力量都在复苏。立足于儒学立场的学界人士对儒学的推动，其方式、路径也呈现出多元的趋势，其中的所谓“儒家政治哲学”尤其火热。与那些干政型、标榜型、口号型的儒家学者相比，余治平先生显然属于学理型、研究型的儒家学者。他不是直接参政、议政，也没有跟媒体打得火热，而是埋头读书写书，远距离地、以学术的方式认真清理既有的文化资源，关注政社问题，冷眼观察，以虚射实。《春秋公羊夷夏论》一书通过儒家之内、春秋学之内、公羊学之内的“夷夏之辨”这么一个古老而非常细小的理论纠结，覃思密说，钩沉探赜，学理根据分析扎实，联系当下非常到位，在精湛细腻的微观叙事中展现出恢宏的学术视野和远阔的天下胸怀，气度非凡，学术功力尽显，尤值称赏。儒学的复兴其实正需要像《春秋公羊夷夏论》这样的专著，以解决一个个理论问题的方式，才能切切实实地推进前行，否则便都是空谈，于事无补，于世无济。
【注释】
[1]翁后发，湘潭大学碧泉书院讲师，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博士。
[2]【清】龚自珍：《己亥杂诗》，见《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第521页。
[3]《春秋公羊夷夏论》一书2014年初版时，余治平教授供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后于2017年4月被上海交通大学引进到哲学系，担任学科带头人、长聘教授、董仲舒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
[4]这一“陷阱”实际上就是跟着西方的政策“亦步亦趋”。例如，戴书中分析中国的战略前景时指出四点：没有明确军队跟着国家发展战略走的思路、军队转型速度太慢、中国没有现代军事思想家引路、中国军队发展缓慢导致其威慑效益不能发挥。参见戴旭《C型包围：内外忧患下的中国突围》，上海：文汇出版社，2010年，第294-296页。
[5]余治平：《春秋公羊夷夏论·引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第6页。
[6]余治平：《春秋公羊夷夏论》，第27页。
[7]如桓公十五年经文云“朱娄人、牟人、葛人来朝”，传曰“皆何以称人？夷狄之也”。参见刘尚慈《春秋公羊传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93页。其他如成公三年、昭公十二年皆有类似的表述。
[8]余治平：《春秋公羊夷夏论》，第154页。
[9]余治平：《春秋公羊夷夏论》，第35页。
[10]余治平：《春秋公羊夷夏论》，第256页。
[11]余治平：《春秋公羊夷夏论》，第258页。
[12]余治平：《春秋公羊夷夏论》，第261页。
[13]余治平：《春秋公羊夷夏论》，第353页。
[14]余治平：《春秋公羊夷夏论》，第352页。
[15]余治平：《春秋公羊夷夏论》，第360页。
[16]余治平：《春秋公羊夷夏论》“引言”，第1页。
[17]余治平：《春秋公羊夷夏论》“引言”，第4-5页。
[18]余治平：《春秋公羊夷夏论》，第4页。
[19]（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周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
[20]戴旭：《C型包围：内外忧患下的中国突围》，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