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尊者讳

孔子著《春秋》，于所传闻之世，内则为尊者讳。隐公八年，“庚寅，我入邴”。邴，乃郑国之邑，是周天子所赐，供诸侯斋戒沐浴、朝觐天子的地方，故称“汤沐之邑”。郑国以邴归鲁，受地之日，遭到邴民的抵制。《春秋谷梁传》说“入者，内弗受也”，指内部搞不定。“日入，恶入者也”^[40]，记录下接受的具体日期，其事主则肯定受到谴责。“进而有困难，不顺利，称入。”^[41]何休则说：“鲁受邴，与郑同罪，当诛，故书‘入’，欲为鲁见重难辞。”擅自更易天子土地，所与者、所受者皆罪当诛。当时的齐国跟鲁国一样，也觊觎于邴，一心想得到之，“故以非独我起齐恶。齐恶起，则鲁蒙欲邑，见于恶，愈矣”^[42]。即使齐国并不因为鲁而对邴邑产生非分之想，既然齐国已经有这样的想法了，这个时候，鲁国如果依然接受郑国的转让，也是罪加一等。鲁君之所为已严重扰乱封土秩序，陷天子之尊于不义之境，但又鉴于鲁为天下首善之区，所以孔子尽量为之避讳。

庄公八年，“甲午，祠兵”。上古军队在出征之前，陈兵近郊，举行誓师、演阵、杀牲祭祖、祭社、祭兵器、犒赏士卒之仪式，称为祠兵，又曰“治兵”。而班师回朝，也有类似的“振旅”之礼，区别只在于：“祠兵，壮者在前，难在前。振旅，壮者在后，复长幼，且卫后也。”^[43]出征时，壮年人冲锋在前，迎难而上；撤退时，则恢复长幼居前的人伦秩序，壮年人殿后，以起保卫作用。《公羊传》曰：“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礼一也，皆习战也。何言乎‘祠兵’？为久也。曷为‘为久’？吾将以甲午之日，然后祠兵于是。”通常出征都有一番祠兵仪式，但都不予记录，为什么唯独记录下这一次呢？孔子以为，目的就是要等到正月十三日，即甲午日这一天，以便为鲁师长久逗留在郎邑找到合法的借口，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与齐国军队会合而攻打盛国了。而盛，虽然是小国，但与鲁国一样，都是姬姓封国^[44]，鲁之兴师于盛，已完全不顾同姓的手足情谊，毫无血统认同，勾结外姓诸侯，最终使盛国惨败。“夏，师及齐师围成，成降于齐师。”《公羊传》曰：“成者，何？盛也。盛则曷为谓之成？讳灭同姓也。曷为不言降吾师？辟之也。”鲁、齐两个大国联手攻打盛这一个小国，赢了也并不太光彩，得胜者原本应该是鲁、齐两家，但《春秋》只说“降于齐师”而不言“降于我师”，遮遮掩掩，肯定有难言之隐。正如何休所指出的，“讳为久留辞，使若无欲灭同姓之意”^[45]。《春秋》以此为讳，辟了鲁君与鲁师，意在杜绝灭诸侯同姓之大恶。

庄公六年，“夏，六月，卫侯朔入于卫”。《公羊传》曰：“卫侯朔，何以名？绝。曷为绝之？犯命也。其言‘入’，何？篡辞也。”卫惠公朔于鲁桓公十六年出奔齐，已有八年，今自国外入境企图作乱篡位，实为齐襄公所立。何休《解诂》曰“国人立之曰立，他国立之曰纳，从外曰入”^[46]，并且“入者，出入恶”（桓公十五年《公羊传》）。《春秋》言“恶”，多指谋反篡逆之罪，理当贬绝，直接褫夺其爵位而只呼其名。更何况，早在三年前，周天子就已经立公子留（黔牟）为卫侯了，卫惠公之举明显违背了王命。孔广森在《春秋公羊经传通义》说：“犯天子之命，当绝，贱不成为诸侯，故生名之。”^[47]但《春秋》为什么又没有接着交代公子留出奔后的情况呢？《左传》记：“夏，卫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宁跪于秦，杀左公子泄、右公子职，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为不度矣。”^[48]《东周列国传》称黔牟为周王之婿，因而出奔周是可能的。但“天子本当绝卫，不当复立公子留，因为天子讳微弱”^[49]。周王所封之侯，却遭篡逆而出奔，不得复位，显然，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堂堂天子已经威风扫地，所以《春秋》为天子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