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同禀阴阳之气
天地之气，不独偏向中原之人，本体论上，物物平等，人人平等。《知新录》一书中，曾静一边说“天下一家，万物一源”，一边又说“中华之外，四面皆是夷狄。与中土稍近者，尚有分毫人气，转远则与禽兽无异”。既然万物一源，都秉受天地之气，那么，天地造人的过程中，本来可以均匀分布的“人气”为什么偏偏到了夷狄这里就一下子减少了，到了更偏远的地方则突然完全没有了呢？！显然，脆弱的逻辑链条不堪一击，难以自圆其说。所以，雍正帝便严正指出：“《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九州岛四海之广，中华处百分之一，其东、西、南、朔，同在天覆地载之中者，即是一理一气。岂中华与夷狄有两个天地乎？圣人之所谓‘万物育’者，人即在万物之内，不知夷狄在所育之中乎，抑不在所育之中乎？”[25]
雍正帝的反诘表现出一定的本体论向度，因为宇宙的本源之气只有在一种即中、已和的状态下才能够化生、培育出天地万物。换言之，凡是已经呈现为天地万物的，实际上都已禀受了宇宙本源的中和之气。本源之气既然成就了一物，一物就不会走偏离正，否则便不能成为它自己，所以并不存在给谁多、给谁少，或者谁多得、谁少得的差异。在本体论上，永远是物物平等、人人平等。这样，东、西、南、北、中，四方五地，无论哪里都被天所覆，都被地所载，没有一处遗漏。如果放大我们的时空视野，则可以发现，中华大地虽然发源早、历史久、文明昌盛，但也只属于四海之内的一块土地而已，华夏与夷狄同为中和之气所化育，也都处于天地万物之内、之中，怎么可能推导出华夏人高贵、夷狄人卑鄙，甚至直接就是禽兽的荒唐结论呢？！
于此，人们不得不钦佩雍正帝的非凡才智。一个在宫廷里长大的皇子阿哥，一个身体内洋溢着夷狄血液的满族人，一个整天被政治斗争和朝野事务压得喘不过气甚至晕头转向的皇帝，还能够把华夷之辨的道理剖析得入骨三分，哲思精湛，深邃有力，让人拍案钦佩，其事、其人本身就给那些极端保守的汉族知识分子一记响亮的耳光，其实也是反驳夷夏之辨观念的最好注脚。雍正帝屈尊而敢于跟一介叛逆犯进行对辩，用心良苦，深谋熟虑，目的就要告诉全天下的汉人，你们不仅在金戈铁马上输了，同样，在学理逻辑上也输了，所以，剩下的便只有老老实实、心甘情愿地服膺于夷狄满人的统治，别再无端给朝廷惹事、找茬和添乱！“人与禽兽同在天地之中，同禀阴阳之气，得其灵秀者，为人；得其偏异者，为禽兽。故人心知仁义，而禽兽无伦理。岂以地之中外认而分人禽之别乎？”曾静即使在供词中做了自我检讨，其中“灵秀”与“偏异”的分疏，仍然暴露出他并没有领悟《中庸》“致中和”的真切含义。宇宙发生、万物形成的本体论上的道理，还没有等到捋出一个清爽的头绪，说出一个明白来，清朝的将士就已经兵临城下，打翻书桌了，不得不让人追问——整个有明一代的儒家知识分子究竟是干什么吃的。“向见《春秋》有华夷之辨，错会经旨，所以发出诞妄狂悖言语”，不见棺材不掉泪，现在挨打了，才知道以前信奉的道理是有问题的，地理籍贯并不能决定一切。社会生活中，人类历史上，哪有绝对不变的死理？！华夷之辨在今天之所以出现问题，就是因为一帮迂腐的知识分子既不正视，也不屈服于已经引起巨大社会变革、推动历史前行的现实力量，而试图以一纸苍白的所谓“华夷之辨”予以顽强抵抗。
“天地之内，无气不通，无理不到。华夷之辨，固不可以地言。即以地言，亦无定限。”本源之气在即中、已和的状态下生成万物，万物一如，无偏无倚。划分华夷，当不以地理籍贯为标准。即使非得以地理籍贯为标准，也不应该把人性当作僵死而不可改变的东西。现在才知道变通，可惜为时已晚。因为“天地精英之气，日散日远，而且循环无常。今日二五之精华尽钟于东土，诸夏消磨，荡然空虚，是实话实理。”这下可好，天地“精英之气”扩散到远处，又能够回过头来，还可以跟弥漫在中土之上的“精英之气”进行循环、对流，于是乎，结论便只能是华夷一如，天下一家。曾静的观点转变得真快。然而，还是留了一个不小的尾巴，“况夷狄本是论人，亦善恶五性克全，无所亏欠为人，五性浊杂，不忠不信，为夷狄”[26]。华、夷之间还是有差别的，夷狄与人似乎是两类、两界，得出夷狄非人的结论还是经不起推敲，尽管华夷差别已完全从地理籍贯转移到所谓“五性”的“克全”与“混浊”的本体预设上面了。
人性的本体论平等发显于现象世界，则是华夷治政的效果均有好、有坏，不存在谁一定就优，谁天生就差的问题。中原人治政也有腐朽不堪的时候。雍正帝于是便翻开了晚明的一堆陈账：“以天地之气数言之，明代自嘉靖以后，君臣失德，盗贼四起，生民涂炭，疆圉靡宁。其时之天地，可不谓之闭塞乎？”应该说，明朝前期的大约一百五十多年间，民生还算得上富庶，《明史·食货志》称“洪、永、熙、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27]。看得出，民富官肥，财力充沛，一派大国、强国的景象。但自嘉靖之后，百姓生活多苦多难，及至明末，更是饥民遍野，烽火四起，最终落得一个皇帝自杀、义军攻入京师、异族入关并征服全境的悲惨结局。[28]然而，自从清“定鼎以来，扫除群寇，寰宇乂安，政教兴修，文明日盛，万民乐业，中外恬熙。黄童白叟，一生不见兵革。今日之天地清宁，万姓沾恩，超越明代者，三尺之童亦皆洞晓”[29]。只要修德行仁，只要皇天保佑，外族主政中原大地也能够开创出清明的政治局面。雍正帝一再炫耀，“本朝定鼎以来，世祖十八年，建极开基；圣祖六十一年，深仁厚泽；朕即位以后，早夜忧劳，无刻不以闾阎为念，是以上天眷佑，雨旸时若，奸宄不兴，寰宇享升平之福。在昔汉、唐、宋极治之时，不过承平二三十年，未有久安长治如今日者”[30]。的确，清统治的前二百一十多年间，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五朝，百姓生活比较安定，特别是康、雍、乾之盛世，国富民康兵强，社会稳定有序，维持了整整134年之久，为世界历史所罕见。中国历史上，如果以帝王的政绩、功业、才识、品德为标准评定华夷的孰优孰劣，满人也根本不在任何汉人之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吕留良说蒙元一朝“其中虽有数十年，天荒地塌非人间”，以及“如此江山真可耻”“如此江山不忍视”[31]，借以影射清朝的中原统治，显然带有非常偏激的情感色彩，包含了许多民族抵抗、故意抹黑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