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要不要也变成夷？

如果我们说，近代之前，中国文化不止一次地书写过用夏变夷的历史；近代之后，西方现代化又成功地展开了用夷变夏的过程，那么，可做进一步追问的显然是：未来的世界能不能重新上演一幕用夏变夷的大剧？当然，在这个问题里，概念的指涉对象与内涵、意义都已经发生很大的游移和滑动，一方面，夏已不是原先意义上的夏，夷也不是原先意义上的夷了；另一方面，发源于西方的现代化如果的确成功地改变了中国，那么就说明中国已经落后，于是也就应该承认西方至少在现代化这一点上是具有先进性的，在这一点上也就可以成为“夏”。但如果西方只在现代化这一点上具有了先进性，而在道义、公正方面做得不好，甚至很差，对全世界犯下了滔天罪行，则仍然可以被称为“夷”。从纯粹地理和严格意义上看，近代之前的夷、夏之间无论发生过多少故事，实际上都还局限在中华帝国的范围之内。但近代之后和未来语境中夷、夏概念的内容则获得了充分的拓展，因为“夏”已经指涵盖了56个民族的整个中国，或中华民族，而“夷”则指曾经或要将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掠夺中国财富、遏制中国发展、威胁中国存在的诸多西方列强，当然也可以包括虽身在亚洲却心向西方的日本。这样，世界未来能不能上演一幕用夏变夷的大戏的问题则必然被转换成另外两大核心问题，即中国能不能成为世界大国、世界强国，以及中国历史上长期延续的文明方式能不能真正克服、超越乃至取代近代西方列强所呈现给世界的文明方式。中国的国力如果不够强大，道德水准很低，自身改变都很成问题，又怎么可能改变得了别人呢？！而更进一步的问题则应该是，如果谁都逃不出国强必霸、为富不仁的法则，那么，具有悠久儒家历史传统，已经形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又为什么要追求成为世界大国、世界强国呢？！

在《C形包围：内忧外患下的中国突围》一书中，戴旭站在军事战略观察家的立场上断言，中国在未来根本就没有称霸的可能。在他看来，当中国人说自己不称霸的时候，实际上颇有一点自作多情的忸怩。未来中国不可能称霸世界，也做不了世界大国和超级大国的原因归纳起来，核心的有两条。接下来，我们将针对这两条原因进行逐一辨析，借此从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即在文明的实现路径上揭示中国不能称霸世界的深层次原因，彰显出中国既已呈现出来的文明方式所仍然具有的不可遮蔽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因而发现，道德与正义自在世间，自在人心，任何时候都荡灭不掉。在他那里中国不能称霸的客观原因，在我们的辨析中往往可能恰恰构成中国不能称霸世界的道义自觉和主动选择。

第一，中国人自古就没有称霸的意识。明代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中国的国力、军力已经雄踞世界之首，但中国没有开辟一寸殖民地，原因并不是我们的祖先思想境界多么高尚，不愿意给别人带来痛苦，而是因为农业文明并不需要大面积的土地扩张，也不依赖大范围的资源开采，农民的眼睛始终只盯着脚下的土地，超过自己劳动能力的耕地反倒会成为巨大的身体和精神的负担。人活世上，应该懂得节制自己，日用有度，勤俭持家，不能铺张浪费，放纵自己的欲望并不符合儒家的文化传统。西方人要完成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于是便到处要原料、要市场，要利润，结果，到处伸手，走到哪里，抢到哪里。郑和的航海大舰队巡游世界，除炫耀了一圈大明的富有和慷慨之外，几乎啥痕迹都没有留下来。中华帝国因此而被看作是只有自我内在时间感而没有任何外在空间感的帝国。而西方人依靠大舰队，建立起世界统治，带回了巨大的资源与财富。中国人不是不会使用军队，也不是不会打仗，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生活形态决定了中国人的战略视野和战略思维方式。^[3]

然而，首先必须予以纠正的恰恰是，中国人不称霸，始终是具有明确的、高度的理论自觉的，而并非在无知中撞上了不称霸的效果。霸道在孔子、孟子的政治哲学中始终都被踩在脚下，唯有王道才是圣贤治国、治世的理想追求，才是一切皇权统御的正道所在。比之于王道政治，霸道政治经常给国家、民族和百姓带来万劫不复的创伤和灾难。古代中国文明呈现给世界的是一种“善的生活方式”，而西方现代化运动则鼓励人、怂恿人追逐“利的生活方式”。善的生活方式的最高目标是让人成其为人，道德优先，仁道最大，虽不排除利己，但更要求利他，甚至在许多情况下，总是利他重于利己。利的生活方式则在任何时候都不忘记资本最优化、利益最大化两大原则，以自我为中心，放纵物欲，追求享受。别人做事必须利己，自己做事还要自利，而经常使用威胁、压迫、侵略、掠夺的强力手段，让人不成其为人，而退化成兽。两相比较，一者与天地自然为友、为邻，一者则与自然天地结下了一时难以消解的深仇大恨。《孟子·公孙丑上》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力胜可以成就霸业，可以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乃至超级大国，但远离了王道精神。德胜之人，尽管拥有的城池并不多，地域也不广，却能够聚拢天下人，让人们都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统治。而这恰恰是霸道所望尘莫及的。孟子似乎早就看破了霸道的软肋，所以始终不放弃对王道的主张和倡导，因为后者无疑代表着公正和正义。赵岐正义曰：“以大国之力，而假以仁义之道行之者，乃能为霸，以把握诸侯之权也，故必有其大国。以德泽而行仁政者，乃能为之王，使天下皆归往者也，故不待有大国而为之也”，“但以力而服人，人虽面从而服之，然亦非是心服之也。以德服人，人则中心悦乐而诚心服也。……非面从而服之也”^[4]。力胜不能长久，一时管用，却落得一世恶名，唯有德胜才能真正让人心服口服。相比于霸道，王道更符合世界发展方向和人类最根本的道德要求。尽管郑和下西洋没有给当时的大明和未来的中国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或资源利益，但这一行为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近300年以来，不列颠帝国称霸海上，横行世界，到处抢劫、掳掠、杀戮，无恶不作，最终还是难逃日渐衰败的命运，并且留下了千载骂名。郑和下西洋，虽然没能有效推动中华帝国走上殖民主义的道路，但也没有被世界人民所唾弃和臭骂。霸匪行径，我们根本就不屑去做，因为那并不符合中国人的文化取向、价值理想和道德要求。古代的中国不侵略别人，今天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仍然不会给世界人民带来痛苦，这是由中国历经数千年而养成的文化性格所决定的。

第二，目前的世界资源已经被欧美列强瓜分殆尽，地理大发现显然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与中国失之交臂。现代化、工业化是以消耗巨大的资源为前提的，离开资源条件，一个国家的发展、崛起和复兴都离不开资源条件。中国要发展、要振兴，就必须突破自身资源瓶颈，似乎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就是眼睛向外，购买国外的资源支撑和完成自己的工业革命，但这又并不只是我们掏出白花花的银子就能够简单解决的事情，买卖权、定价权、发货权、航运权其实早就操纵在西方列强的手里了。近代以来，西方列强通过掠夺非西方国家的资源和财富而完成了自己的现代化进程，其方式或者是军事掠夺、武力掠夺，或者是技术掠夺，或者是商业掠夺。依靠购买国外的资源而支撑大国的崛起，自古未有，无异于自欺欺人。而另一条路则是，眼睛向内，通过横征暴敛，完成现代化大生产的原始积累，慢慢积聚国力，或者从自己仅有的资源环境里狂采滥挖、竭泽而渔、饮鸩止渴，这就无异于一个人割了腿上的肉，再去补身上的肉。

显然，这两条路中国都不可能去走的。目前中国的确已经面临严重的资源危机，这种危机不解决，未来中国的发展必将在时时处处、方方面面受制于人，长久下去，中国只能沦落为国际资本和国际大地主的打工者和掠夺对象。然而，解决资源危机，只有侵略、掠夺一条路吗？！让中国人像西方列强那样完全靠侵略、掠夺，中国人则肯定做不到，因为我们的文化传统不允许，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人民也不愿意担当强盗、劫寇、鬼子之类的骂名。那么，我们能不能开辟并走出一条合作开发、互利共赢的道路呢？似乎还有可能。例如，与早年西方殖民主义者通过血腥野蛮手段攫取非洲资源的做法不同，中非能源合作并不针对任何第三方，而完全建立在中非相互需要、相互信任、平等合作、彼此共赢的基础之上。如果说古代中国文明的漫长发展靠的是自我积累，那么，现代西方则靠全世界打劫、满地球找资源掠夺，才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他们的富裕在本质上没什么值得惊奇和艳羡的。一个“抢”字，囊括了西方发迹的深层秘密。古代中国的发展并不凭借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和扩张，而西方现代文明则多靠战争起家，战舰为商船开道。西方人好斗，近现代史上的对外交往几乎每一次都是一个“打”字上前。现代西方的财富积累，本质上是靠船坚炮利打出来的，许多非西方民族为之付出了血的代价，西方列强走遍世界各地，打了无数仗，仅在中国就打过许多次。一个“杀”字，始终伴随着西方现代文明的成长。印第安人对西方殖民者那么友善，可最终却惨遭灭绝的命运。杀人者，诛心。但我们的文明方式，至今还没有，将来也不会给别人带来灾难和痛苦。我们的文明方式从来在道义都是站得住脚的，几乎没有任何亏欠和内疚。今天的我们既不能抢，又不能打。不会重蹈西方的脚印，去做强盗、劫寇和鬼子，不是我们行动上不能这样做，而是我们内心深处不支持我们这样做。抢、打、杀，本身就不是善的手段，所以永远都不会是我们所要的东西，和平、交换、互惠才是我们分享世界资源所应该把持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