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不惑于异说

最后，英吉利国使臣又要求大清朝廷允许传教士到京城向中国民众传教。对于这一涉及天朝意识形态管理的敏感问题，乾隆皇帝的态度非常坚决。

一是宗教是一种文化，肯定具有地域性、差异性，西洋宗教应该只在西洋各国里获得尊奉，不必推之于中国大地。“尔国所奉之天主教，原系西洋各国向奉之教”，非中国本土之产物，不能适合中国人精神生活之需要，异教行于中华，恐生诸多事端。早先雍正帝就曾说过：“中国有中国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西洋之教不必行于中国，亦如中国之教岂能行于西洋？”^[5]一句话，中国不需要西洋宗教。中国皇帝不允许西洋人派传教士来华，就好像欧洲国王不会同意中国派和尚去欧洲传佛法一样。

二是大清国历代圣明的帝王已经为中国人创立、设置了自己的宗法教化，所以亿万民众不会迷惑于异端邪说。“天朝自开辟以来，圣帝明王垂教创法，四方亿兆率由有素，不敢惑于异说。”任凭不同宗教推行于中国，使中国大地成为西洋怪异之说的跑马场，必然混淆中国人之心灵与视听，破坏我中华人文传统，扰乱中国人精神生活之既定秩序。

三是已经生活在京城的洋人，其宗教活动也被限制在自己的住所范围内，不准与任何中国人接触，更不能私自传教。“即在京当差之西洋人等居住在堂，亦不准与中国人交结，妄行传教。”如果打开缺口，任由外国传教士行走民间，鼓动群众，拉拢群众，则必然扰乱中国人正常的生活信仰。

马嘎尔尼使团在《英吉利国表文》中声称：“如今我国知道大皇帝圣功威德、公正仁爱的好处，故恳请将所差的人在北京城切近观光沐浴教化，以便回国时奉扬德政，化道本国众人。”^[6]但乾隆皇帝不为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其思路非常清晰，立场坚定，毫不动摇。在宗教信仰问题上，乾隆皇帝认为，“华夷之辨甚严”，任何外国人都不能以洋教扰乱我中华人心，破坏我中华文化良好生态。所以，“今尔国使臣之意，欲任听夷人传教，尤属不可”。所有外国人来华经商，都必须“深悉天朝体制”，不能“有意妄干”。任何不顾天朝国情的肆意妄为，不可能有好的结果，却可能遭到大清朝廷的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