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外取邑不书

例外也不少，既然书了，则肯定有原因。

隐公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娄”。除了鲁国，其他诸侯拿下别人的都城和郡邑，《春秋》是一律不记录的。孔子旗帜鲜明地反对土地兼并和诸侯争霸，不鼓励巧夺豪取，更不提倡掳掠灭绝，这样既可以防止诸侯擅自改变原先被周天子所分封的土地关系，又可以防止惨无人道的军事打击之灾难的发生。在所传闻世，隐公为远祖，孔子之所以记录下莒取牟娄的原因是“疾始取邑也”，试图从一开始就予以贬抑，而希望今后不再发生这类的事件。

隐公六年，“冬，宋人取长葛”。《公羊传》曰：“外取邑不书，此何以书？久也。”何休《解诂》曰：“古者师出不逾时，今宋更年取邑，久暴师，苦众居外。故书以疾之。”^[77]上古兵法，讲究征伐期限，军队出师一般不超过三个月，以免将士太劳顿。而眼下的宋国攻打郑邑长葛都快一年了，从去年冬天到今年冬天，围困时间太长，既害苦了城中百姓，又使自己的军队疲惫不堪，不值得提倡，而予以贬抑。所以，《白虎通·三军》曰：“逾时，则内有怨女，外有旷夫。”^[78]战争拖得太久，肯定扭曲人性自然，也不符合仁道的要求。《盐铁论·备胡》也说：“《春秋》动众则书，重民也。宋人围长葛，讥久役也。君子之用心必若是。”^[79]兵乃凶器，凡举必灾，“宋人取长葛”能记于《春秋》显然是孔子出于重民、爱民的考虑。

昭公二十五年，“十有二月，齐侯取运”。《公羊传》曰：“外取邑不书，此何以书？为公取之也。”运，或称西运，《左传》《谷梁传》均作“郓”，鲁国之邑，靠近齐国，位于今山东郓城东部。齐景公占领了西运，让逃亡在外的鲁昭公居住其上，自此西运便完全被齐国所控制，直至鲁定公十年才归还于鲁。齐景公“取运以居公，善其忧内，故书”^[80]，表面上是忧鲁之忧，实际上是要占领鲁邑，故《春秋》为之讳。

哀公八年，“夏，齐人取讙及僤”。《公羊传》曰：“取外邑不书，此何以书？所以赂齐也。曷为赂齐？为以邾娄子益来也。”讙、僤，本为鲁邑。邾娄国的隐公，子益，其母来自齐国。鲁哀公七年，鲁伐邾娄，子益被俘获。何休《解诂》曰：“邾娄，齐与国，畏为齐所怒，而赂之。耻甚，故讳，使齐若自取。”占领了齐国的附庸国或联姻国，害怕齐王报复，于是就拿自家的讙、僤两邑做礼物送给齐王，目的是把邾娄子益带回鲁国。^[81]哀公此举，于成本上划不来，得到了一个小国，却失去两座城邑，于道义上也是奇耻大辱，所以《春秋》为之讳，称“齐人取讙及僤”，造成一种齐人兴师主动占领的虚假印象。

宣公元年，“六月，齐人取济西田”。《公羊传》曰：“外取邑不书，此何以书？所以赂齐也。曷为赂齐？为弑子赤之赂也。”相比于鲁国的软弱无力，齐国已经强大到足以左右邻国命运、掌控其内务大政的程度了。哀公十八年冬十月，鲁文公死，公子遂杀文公嫡长子赤，立宣公倭。宣公立后，为了稳定其君位，几度行贿于齐国，不惜割让自己的国土，故深为《春秋》所耻，称“齐人取”而不言“贿”。

以上所“取”，多为假取，然而，还有比“假取”更假的。《春秋》一书中，不直接言“取”而用别字代替的，也举两例。

（1）书“迁”不书“取”。庄公元年冬，“齐师迁纪郱、鄂、部”。《公羊传》曰：“迁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则曷为不言取之也？为襄公讳也。外取邑不书，此何以书？大之也。何大尔？自是始灭也。”称“迁”而不称“取”，完全是在替齐襄公避讳，因为他借口为九世祖复仇，自此开始了灭绝同姓诸侯国的行动，先夺取纪郱、鄂、郚，然后再侵吞其余，事关重大，所以不得不将其记录在案。

（2）书“降”不书“取”。庄公三十年，“秋，七月，齐人降鄣”。《公羊传》曰：“鄣者何？纪之遗邑也。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则曷为不言‘取之’？为桓公讳也。外取邑不书，此何以书？尽也。”鄣，初为姜姓小国，附庸于同姓的纪国，是纪国之远邑，在今山东诸城东北。纪国被齐国所灭已经27年，而鄣邑犹存。现在齐桓公又占领了它，吞灭了纪国最后一个城邑，从此纪国就彻底不存在了（“尽”）。“桓公必将胁之以威，屈其志而穷其力，以取其土地。”齐桓公虽有联合诸夏攘夷之功，但在纪国主权问题的处理上，下手太狠，让人于心不忍，所以《春秋》才“不曰‘鄣降于齐’，而曰‘齐人降鄣’”^[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