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之辨兴起，利害攸关重置
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一书中所阐发的关于华夷之辨的思想见解，最直接的政治意义就在于为清统治中国寻找到了坚实的道义基础，使得广大的汉人社会不必再纠缠于华夷分别而对抗既已形成并在现实世界一直发挥巨大影响力的朝廷。雍正之后，华夷之辨已无人接续，所有的纷争从此销声匿迹，不再成为整个社会的一大热点问题，主要原因可归结为，“吕留良案”首先拉开了血腥、悲怆的“文字狱”大幕，历时四年，波及全国，株连范围之广、治罪诛戮之严酷，又足以震慑一切鄙夷朝廷、辱骂皇上的人或持不同政见者，极大地维护了清皇权的权威与尊严。
华夷之辨兴起，利害攸关重置，在明王朝大势已去的背景下，在清强大的专制机器面前，整个中国的利益格局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调整，汉人知识分子如果仍死抱华夷之辨的落后观念不放，不撞南墙不回头，简直就太不拿自己非常现实的生命存在当一回事了。“《春秋》学”中夷夏之辨的思想含义已经在雍正帝亲自编纂的《大义觉迷录》一书中获得了充分的展开，皇帝本人不计天子之尊驾，坦然上阵，主动与思想犯、政治犯展开正面交锋，力主夷夏之辨为一种地理方域差异，挖掘中土丰富的思想资源与历史资源，联系现实的民生利害，依据圣人之言和儒家义理，透视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关系，深思慎度，紧扣要害，而据理力争，不依不饶，使得华夷之辨自产生以来的两千多年，其更为内在的问题第一次获得了淋漓尽致的剖解与分析，的确能够让汉人世界心服口服。这场辩论尽管自始至终都掺杂着强权、暴力与血腥的成分，但必须承认，当时的许多汉族知识分子确实已都觉得根本没有必要就此问题继续争论、狡辩下去了，因而只剩下乖乖地效力大清、臣事朝廷。
最后，吕留良案之后的很长时期内，清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天下的确太平无事，一直困扰晚明的流寇之灾已荡然无存，政治清明，百姓富足，呈现出历史上少有的盛世局面，于是，汉人社会已基本形成共识，即使汉人做皇帝也不过如此，甚至还望尘莫及，因而，汉族知识分子对清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与其公开抵抗或委婉拒绝，还不如积极配合，主动接近。雍正王朝之后的清朝诸帝，不必再头痛于满人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夷夏之辨基本上被搁置起来。满汉一家，乃至汉、满、蒙、回、藏与苗、傣、侗、彝、壮等族相互融合、共生共荣的理念，已逐步演变为可感可触的社会现实。直至晚清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时候，全天下已经没有人不把满人看作中国人了，同样也没有人会把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之类的清臣看作汉奸、卖国贼了。而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要求早日摆脱备受世界帝国主义欺负、任凭外敌蹂躏的残酷现实，则使得夷夏之辨的问题又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呈现于世人面前。
【注释】
[1]【汉】赵岐《孟子正义》曰：“言以诸夏之礼义化变夷蛮之人耳，未闻变化于夷蛮之人。”显然，用夷变夏不太可能，如果诸夏都变得跟蛮荒之地一样，那么夷狄之人就没有必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侵扰中原了，于是唯有汉人当权时采取用夏变夷、夷狄当权时采用用夏变夏才是比较现实的。引文见【汉】赵岐、【宋】孙奭《孟子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7页。
[2]薛予生：《雍正向天下颁布〈大义觉迷录〉的始末》，见《大义觉迷录·附录》，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9年，第535、536页。
[3]雍正十二年，吕留良后人六十余口，长途跋涉，历尽艰难，终于从江南水乡发配到北疆，被拨给宁古塔将军都赉部下驻防旗人为奴。按照《大清律》的规定，因“谋反大逆”而为奴者，其人身控制远比一般奴仆严厉，后代永远不得改变身份，不得“出户为民”。乾隆元年九月，上谕曰：“着各该将军等查明现在为奴人犯内，有曾为职官及举、贡、生、监出身者，一概免其为奴，即于戍所，另编入该旗、该营，令其出户当差。”吕氏诸人系大逆重犯的子孙，本不在免放之例。但由于户部官差办理疏忽，一律按轻罪有职人员处理，吕姓12户男妇大小及家人仆妇等111名，得以免除奴籍开户，俱分编入旗。
[4]出乎意料的是，雍正帝不顾九卿大臣的激烈反对，竟然下诏释放曾静、张倬等弥天逆犯，命刑部侍郎杭奕录带领曾静到江浙一带到处宣讲，命兵部尚书史贻直带领张倬到陕西各地宣讲，让他们戴罪立功，清除流毒。雍正帝还降谕子孙后代说：“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然而，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十月八日，乾隆继位仅43天，尚未改元，就公开翻案，命将曾静、张熙解至京师，于十二月十九日即把二人“凌迟处死”，将《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在全国范围内收缴、焚毁，私藏者治罪。岳钟琪后来也因进讨准格尔失利，被大学士鄂尔泰所弹劾，下狱判斩监候，至乾隆初年才获释。
[5]本卷的内容，我曾以《“君臣大义”高于“华夷之辨”——雍正〈大义觉迷录〉对“夷夏之辨”问题的解决》为题参加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复旦大学政治哲学研究中心主办，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复旦政治哲学评论》编辑部协办的“经学与古代政治哲学”学术研讨会，时间为2019年5月18—19日，地点在复旦文科楼615会议室。在我15分钟的发言之后，作为会议指定评议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江媚教授首先肯定这篇文章的时代价值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放在今天的语境里，可以为世界范围内的种族冲突、文明冲突的解决提供积极的借鉴，启发多元文化之间的相互接纳。在中国历史上，南北冲突的问题一直存在，几乎成为一个不可越过的历史中心轴，非汉族的北族王朝与中原文化的对冲尤为突出，如何消化、吸收和融合，一直是一个不好解决的难题。皇太极祭天、采用“天子”之号，以及这里雍正皇帝的所作所为，当然有它积极的姿态和正面的思想意义。但《大义觉迷录》的“立场”“态度”似乎更耐人寻味，雍正以“文字狱”、以非常血腥的手段对汉族知识分子进行残酷镇压，谁还敢跟他辩论？！他的做法不值得“表彰”和“歌颂”。明末清初的一帮江南学者，甚至包括后来的章学诚等，也太没有气节了，不是降清，就是媚清，而跟清廷保持合作。而在交流互动的环节，复旦大学历史系邓志峰教授指出，阎若璩说过，要在书缝里看历史，才能看到真东西，字面理解往往会走偏。雍正把“文字狱”搞得那么疯狂，谁还敢跟皇帝讲理？！政权的合法性是有原则、有底线的，清廷就是个夷狄政权。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就是看不上夷狄。南京大学历史系武黎嵩副教授则指出，清朝在华夷之辨、版图大一统方面实际上是有一点内在张力的。清政权最大的问题是它始终没有汉化，始终都在排斥汉族，不断屠杀汉人，而把自己的满族尤其是八旗贵族放在绝对养尊处优的地位上，不可撼动，所以它始终也就没能够调和好华夷之间的矛盾。
接下来，轮到我回应，因为时间有限，我笼而统之地说：“谢谢大家的评议！我今天写雍正的华夷之辨就是站在非明、非清，非汉、非满的立场上来做反思的。作为一个身处21世纪的学者实在是没有必要再把自己搞得跟晚明遗老遗少似的，哭哭啼啼、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控诉满族政权夺我江山社稷。大明已经跟我没关系，大清也没有。我现在就站在第三者、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当时的辩论，就是觉得雍正皇帝放下‘九五之尊’的架子，赤膊上阵，摇唇激辩，似乎还有点可爱。明清之际的江南知识分子弃明投清，与其说是一个‘气节’的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认知的问题。能不能分清楚国家、天下、朝廷、人民的不同，对许多人来说还是一个不小的问题。国不把民当民，民就不把国当其国。‘夷夏之辨’的核心，从孔子到董仲舒，都是强调‘文明教化’的，而不管地理、种族如何，哪个政权杀人少，哪个政权有饭吃，哪个政权提倡礼乐教化，就得服谁，就得认同谁。我这里所做的只是聚焦于《大义觉迷录》文本的研究，梳理一下雍正皇帝在辩论中所呈现出来的内在逻辑结构和他的思考脉络，这项工作至今还没有人这样做过，当然有它不可替代的学术史价值，这一点我很自信。满人排汉，乱开杀戒，当然是他们的错，这个显然是不文明的野蛮行径，放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原谅、不可饶恕的罪恶。”（注：三位教授的评议，根据我当时在会上的记录整理而成）
[6]【清】雍正编纂：《大义觉迷录·奉旨问讯曾静口供十三条》，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9年，第56页。
[7]【清】雍正编纂：《大义觉迷录·雍正上谕》，第2页。
[8]见《清世宗实录》卷一三〇“雍正十一年四月”条，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96页。
[9]【清】雍正编纂：《大义觉迷录·雍正上谕》，第41页。
[10]孟子早就说过：“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见《孟子·离娄下》。
[11]【清】雍正编纂：《大义觉迷录·雍正上谕》，第42页。
[12]【清】雍正编纂：《大义觉迷录·雍正上谕》，第5页。
[13]根据赵无眠的《中国历代王朝大排名》，中国历史自秦以降，一共出现过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九个大王朝和魏、蜀、吴、十六国等五十多个小王朝。清王朝不仅在疆域方面领先于所有其他的大小王朝，而且在皇帝、摄政、治世、纲纪、效能、人口、民生、民族、文化、结局诸方面的排名都是第一。其在国祚、军事、宫廷方面，则排名第二，分别稍逊于汉、元、宋；但在变乱方面的“逆排名”上，也位居第一。有清一代，早期的藩变、文字狱，晚期的内乱、民变和外敌入侵，此起彼伏，终使在中华大地上流行两千多年的帝制熄灭、断绝。见http//www.taoguba.com.cn/Article/204437/1。
[14]【清】雍正编纂：《大义觉迷录·雍正上谕》，第42页。
[15]【清】雍正编纂：《大义觉迷录·雍正上谕》，第41页。
[16]【清】吕留良：《程墨观略论文》，《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五，转引自卞僧慧《吕留良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03页。
[17]《论语·宪问》记，子路说：“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孔子则说：“未仁乎！”但接着孔子又指出：“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子贡说：“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孔子则再次强调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18]【清】雍正编纂：《大义觉迷录·奉旨问讯曾静口供二十四条》，第116、117页。
[19]【清】雍正编纂：《大义觉迷录·奉旨问讯曾静口供二十四条》，第125页。另外，《孟子·滕文公上》中，孟子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20]【清】雍正编纂：《大义觉迷录·雍正上谕》，第3页。
[21]宋朝被今天的许多学者称为“强宋”，但其国土面积实际上只有460万平方公里左右，还比不上三国时期的魏国（590万平方公里），只相当于元朝（1680万平方公里）的四分之一。
[22]【清】雍正编纂：《大义觉迷录·雍正上谕》，第3、42、3页。
[23]【清】雍正编纂：《大义觉迷录·奉旨问讯曾静口供二十四条》，第145页。
[24]【清】雍正编纂：《大义觉迷录·奉旨问讯曾静口供十三条》，第79页。
[25]【清】雍正编纂：《大义觉迷录·奉旨问讯曾静口供二十四条》，第122页。
[26]【清】雍正编纂：《大义觉迷录·奉旨问讯曾静口供十三条》，第57页。
[27]【清】张廷玉等编：《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77页。
[28]赵无眠：《中国历代王朝大排名》，见www.taoguba.com.cn/Article/204437/1。
[29]【清】雍正编纂：《大义觉迷录·雍正上谕》，第3页。
[30]【清】雍正编纂：《大义觉迷录·雍正上谕》，第44页。
[31]【清】吕留良：《钱墓松歌》《题如此江山图》，分别转引自卞僧慧《吕留良年谱长编》，第176、130页。
[32]【清】雍正编纂：《大义觉迷录·雍正上谕》，第1页。
[33]【清】雍正编纂：《大义觉迷录·雍正上谕》，第5页。
[34]【清】雍正编纂：《大义觉迷录·奉旨问讯曾静口供二十四条》，第119页。
[35]宋末画家陈仲美作《如此江山图》，以抒发遗民失落之志意。吕留良在《题如此江山图》中还说：“胡为犁眉覆瓿诗，亡国之痛不绝齿”，“兴亡节义不可磨，说起一部十七史。十七史后天地翻，只此一翻不与亡国比”。见《怅怅集》，转引自卞僧慧《吕留良年谱长编》，第130页。
[36]【清】雍正编纂：《大义觉迷录·雍正上谕》，第7页。
[37]雍正帝还指出，即使在吴三桂反叛大清的时候，参与平叛的地方督、抚、提镇以至县令、武弁，其“攻城破敌、转饷挽粮”的队伍中，也“多半汉人也”。而且，他们大多“临阵捐躯、守土殉节”，本朝国史已“不胜其载，历历可数”。譬如已被授封三等公、位至参赞军机大臣和川陕总督的岳钟琪，“世受国恩，忠诚义勇，克复西藏，平定青海，屡奏肤切，赤心奉主”，这样的汉人还能不是“国家之栋梁、朝廷之柱石”吗！谁还把他看成“禽兽”呢？！见【清】雍正编纂：《大义觉迷录·雍正上谕》，第41页。
[38]【清】雍正编纂：《大义觉迷录·奉旨问讯曾静口供二十四条》，第119页。
[39]【清】雍正编纂：《大义觉迷录·雍正上谕》，第9页。
[40]“抚之则后，虐之则仇”一语出自古文《尚书》之《周书·泰誓下》篇。武王在渡河之后号召各路诸侯顺天行罚，歼灭世仇，弘扬文王之明德。武王告诫六师将士说：“古人有言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此语在《大义觉迷录》中被《雍正上谕》多次引用，其基本用意，一在标榜自己以及历代清帝所追求的都是周武王一般的圣德，以便于将清纳入汉之正统序列；二在规劝汉族知识分子以天下苍生、中国安定之大义为重，顺服清的统治，别再无事生非，蓄意制造华夷分别之事端。
[41]【清】雍正编纂：《大义觉迷录·雍正上谕》，第5页。
[42]【清】雍正编纂：《大义觉迷录·雍正上谕》，第44页。
[43]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20页。
[44]【清】雍正编纂：《大义觉迷录·雍正上谕》，第3页。
[45]【清】雍正编纂：《大义觉迷录·雍正上谕》，第7、9页。
[46]据《荀子·子道》记，子路问于孔子曰：“鲁大夫练而床，礼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谓子贡曰：“吾以夫子为无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贡曰：“女何问哉？”子路曰：“由问：‘鲁大夫练而床，礼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贡曰：“吾将为女问之。”子贡问曰：“练而床，礼邪？”孔子曰：“非礼也。”子贡出，谓子路曰：“女谓夫子为有所不知乎？夫子徒无所不知，女问非也。礼，居是邑，不非其大夫。”这里，练，是一种洁白的熟绢。上古之时，父母去世13个月后，子女需戴练冠、穿练衣祭于家庙，晚间则睡于地铺而不应该睡在床上。按照子贡的解释，子路的问题有问题，忽略了问题本身的时空背景。居住在一个国家，则不应该非议这个国家的权贵显族，这既出于保护自身生命的考虑，也是礼的基本要求。孔子居鲁，鲁国有大夫不守礼制，却视而不见，不予贬责，虽体现生存智慧，但并不符合直道精神。雍正帝之援引，与其是在遵从儒旨规范，还不如是一种巧妙的政治利用。
[47]【清】雍正编纂：《大义觉迷录·雍正上谕》，第9页。
[48]见《清实录·世宗实录》卷一三〇“雍正十一年四月”条，第696页。
[49]吕留良所著诗文，凡述明事，均署明帝年号，入清以后，则仅记干支，不屑书清帝年号；凡称明都，或为“旧京”（南京），或为“京师”（北京），但称清都北京为“燕”；称明朝为“本朝”“先朝”，而称清朝为“燕中”，严守《公羊传·庄公十年》称呼夷狄“州不若国”的家法原则，根本不把夷狄部族当作文明之人、礼教国家看待，其贬夷狄、尊中华之情深意切，跃然纸上。
[50]【清】雍正编纂：《大义觉迷录·雍正上谕》，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