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春秋》属辞“外夷狄”最极端的表现，就是“夷夏大防”。
春秋242年，诸夏之内，上无圣明天子，下无贤良方伯，臣弑君，子弑父，从没有间断，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土地兼并，烽烟四起。诸夏之外，四方夷狄又交相侵扰，屡屡祸害于中国。据统计，整个春秋时代，仅北方狄之部族，灭中国九、入中国四、败中国五、侵中国十八、伐中国三十七、围中国十一。[1]《公羊传》说：
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2]
夷狄侵害，中国还手又乏力，而致使历经夏、商和西周三代王朝孕育、成长和发展起来的文明之邦虽然还没有死亡，但已明显到了命运攸关、危在旦夕的地步，所以，《春秋》才不得不“严夷夏之防”[3]，并不止一次地发出“不与夷狄主中国”“不与夷狄执中国”“不与夷狄获中国”乃至“攘除夷狄”以拯救中国的强烈呼吁。
及至春秋晚期，诸侯兼并的步伐日趋加快，四边夷狄势力更强，群起而逐鹿中夏，一时间，设立夷夏大防、如何攘除夷狄，便成为一向以保卫和守护三代文明成果为己任的儒家知识分子所经常思考的主要问题。所以，非独《公羊传》在判别夷夏，划清界限，《左传》也是如此。成公四年，《公羊传》只记“秋，公至自晋”，而《左传》则解释曰，鲁成公“至自晋，欲求成于楚而叛晋”，其正卿季孙行父却劝阻说：
不可。
晋虽无道，未可叛也。
国大、臣睦，而迩于我，诸侯听焉，未可以贰。
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4]
经过这一番理论，鲁成公最终才放弃叛晋投楚的糊涂念头。季孙行父的一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鲜明地勾勒出春秋时代诸夏与夷狄之间一种生冷、敌对的关系状态，但同时也非常真切地刻画出当时周人视野中一种有限、狭隘的民族概念和种族观点。诸夏之晋国，虽然政治无序、社会紊乱，但鲁国不至于、也不应该背叛它。蛮夷之楚国，虽然强大彪悍、实力雄厚，但鲁国不能够、也不值得投靠它。因为背叛诸夏中国的任何一国，实际上就是背叛整个诸夏各国的共同利益，投靠夷狄之邦也就违背了诸夏各国大家的意愿。
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一句话，对任何民族、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有效的。人性总是自私的，个体的小我是这样的，群体的大我也是这样的。从人类学的角度看，每一个民族都应该只崇拜自己的祖先，忠诚于自己的人群，认同于自己的文化，唯其如此，这个民族才能够在历史长河里延续下来，而不至于灭绝。人们都应该感谢并感激自己的父母给予我们以生命存在，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否则我们就什么也不是，也应该感谢并感激自己的祖先，历经艰辛一代代繁衍生息，而使我们活在今天成为可能。如果一个民族连最起码的祖先崇拜、人群忠诚、文化认同都没有了，而始终寄存、依附并取悦于别的民族，那么，这个民族也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上帝造人，是要分群的。每一个族群注定都拥有只属于自己族群的特殊利益，不允许别的族群肆意侵犯，族群的边际就是利益的边际，就是人们彼此所能够承受的最低的心理防线。而鼓吹一种站在非我族立场上进行换位思考的所谓普世主义价值观，从来就只不过是一种自我陶醉、一厢情愿，极不现实，而且对本族群也不负责任。
春秋时代，相对而言，诸夏是早期的中原民族，礼乐发达，教化先行，而南方楚人则显得原始、愚昧、野蛮，还没有进化到文明人的行列。我族、外族，不仅在地理居处、生性血气、体态结构、民风习俗方面有所不同，而且，彼此内心的所思所想、先天基础也有所不同，大家说不到一起，坐不到一起。季孙行父的立场尽管表面上显得更保守，似乎只看到夷夏之辨，而没有看到夷夏之变的前景和未来，但在当时、在今天看来都十分合情合理。生逢乱世，风云飞渡，各种利害关系纠结在一起，分清敌、我、友，设置一道必要的心理防线，努力做到内外有别，以国族大局为重，团结应该团结的，打击应该打击的，最大限度地保存自我，并且不让群体利益蒙受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