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亦新夷狄

诸夏中国礼崩乐坏，比之于夷狄，甚至都自愧不如。夷狄之地姑且能够设君立王，而诸夏中国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弑君杀父的悲剧。《论语·八佾》中，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清代包慎言的《温故录》指出：“夷狄，谓楚与吴。《春秋》：‘内诸夏，外夷狄。’成、襄以后，楚与晋争衡，南方小国，皆役属焉。宋、鲁亦奔走其廷。定、哀时，楚衰而吴横，黄池之会，诸侯毕至，故言此皆以抑之。襄七年，鄬之会，‘陈侯逃归’，何氏云：‘加逃者，抑陈侯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言不当背也。’又，哀十三年，‘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传》：‘吴何以称子？主会也。吴主会，曷为先言晋侯？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何氏云：‘明其寔以夷狄之强会诸侯尔，不行礼义，故序晋于上。’主书者，恶诸侯之君夷狄。”楚与吴，地处四远，中夏之外，楚既能够吸附诸多南方小国，甚至连宋、鲁之类的中夏之国都不得不与之打交道，时常有求于它；哀公十三年，在与晋的盟主之争中，吴也能够最终胜出，而且，各方诸侯不敢不前往参加会盟。

相反，诸夏之国又怎么样呢？襄公七年十二月，鲁襄公在鄬邑会见晋悼公、宋平公、陈哀公、卫献公、曹留公、莒犁比公、邾娄宣公。郑伯髡原（僖公）前来赴会，却没有会见诸侯，因为身体受伤，急于返回，但还没有走到都城，丙戌日就死于操邑了。诸侯死在自己的国内往往是不记地名的，但《春秋》为什么偏偏记操邑的地名呢？就是要故意讽刺一下郑伯髡原，因为大夫弑君的事情恰恰就发生在他身上。但《春秋》还是为诸夏作了许多隐讳，而不直接记录臣下弑君。郑僖公原本也是要参加鄬邑之会的，但他的大夫进谏说，中夏诸国不值得归附，还不如跟楚国交往呢！郑僖公没有答应。大夫又说，如果说诸夏中国还有道义精神吧，它们却趁着国丧期间攻伐我们，遂城虎牢；如果说诸夏中国强大吧，它们又比不上楚国，公子围陈却不能救。结果，大夫们干脆把郑僖公给杀掉了。刚刚发生的郑僖公血案，足以让参加鄢之会的诸侯们一个个胆战心惊，所以，陈哀公竟然是逃回自己的国家的，唯恐不测。《春秋》加一“逃”字，故意贬损诸夏王侯，刺中国无义，礼乐殆尽，斯文扫地。^[60]

孔子“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一句中，“如”应该解作“比”“似”“像”。诸夏中国臣弑君，屡见不鲜，而夷狄之地却多少还能够维持君王的权威与尊严。至于刘宝楠所说“此篇专言礼乐之事，楚、吴虽迭主盟中夏，然暴强逾制，未能一秉周礼，故不如诸夏之亡君，其政俗犹为近古也”^[61]，则无端抬出周礼道统，盲目贬损夷狄，明显并未领悟孔子夷、夏互变的本意。

正因为诸夏衰微，所以《春秋》中孔子才流露出“中国亦新夷狄”的强烈忧患。昭公二十三年，秋，戊辰日，吴国在鸡父与包括顿、胡、沈、蔡、陈、许在内的中夏多国部队作战，没有想到多国部队太不经打，竟然全都败北了，陈国的大夫夏啮被俘虏，胡、沈两国还搭上了国君的性命。《公羊传》一方面称“败顿、胡、沈、蔡、陈、许之师”，而不言“吴战顿、胡、沈、蔡、陈、许之师”，以示“不与夷狄之主中国”，有意压抑夷狄之猖狂气焰；另一方面，也没有称“顿、胡、沈、蔡、陈、许之师战吴”，毕竟最终败了，而采取一种“不使中国主之”的笔法，因为“中国亦新夷狄也”^[62]。组建了联合部队都打不过一个夷狄，甚至其他的诸夏之国没有一个伸手前来援救，还有什么脸面称为文明之邦呢？！礼乐不振，军师不力。没有正义力量的支撑，哪能够打得了胜仗呢？！虽然诸夏地处中国，但如果总君不像君、臣不像臣、兄不像兄、弟不像弟，或者多行不义，混得灰头土脸的，早晚都要沦为新的夷狄。

恰恰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吴、楚夷狄却一天天发展、壮大起来，正一步步趋近于礼义道德，我们从庄公十年《公羊传》称呼夷狄的“七级”序列即“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中便可以看出孔子的“进夷狄”的基本倾向与大致尺度。实际上，“七级”之下，还可以分出阍、盗、贼三级，逐次而下。^[63]这里，首先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孔子不是回避而是正视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承认夷狄有力量、有进步，然而，即使他们再强大，再有礼义，也最多只称其为“子”，用于诸夏的名例，如天王、君臣、祖祢（父亲的宗庙牌位）、诸侯、世子、大夫，是不可以用在夷狄的身上的，这是孔子“进夷狄”所能够承受的底线。孔子始终都没有说过，夷狄的发展最终可以完全实现诸夏化、中国化，一变而成为诸夏中国。于此我们便大致可以推断出，在孔子看来，中国人如果继续沉沦下去，不行仁义，丢失道德，则完全有可能退化成新的夷狄部族；相反，现在的夷狄部族无论再怎么进步，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诸夏中国。诸夏学坏似乎很容易，而夷狄学好则比登天还要难。而这恰恰又是由夷狄之为夷狄、诸夏中国人之为诸夏中国人双方的本性所先天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