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国、华夏
传说中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时代，在中国上古可能的确存在过，司马迁在《史记》中单独辟出一篇《五帝本纪》，详细载录了他们的事迹。自“五帝”至夏代，应该是中国主体民族的孕育期。“华夷之辨，前乎公羊传已有之。盖我民族原以居住中原地区之‘华夏系’为主干，自称或为‘华’，或为‘夏’，或为‘中国’。”[66]而所谓“中国”，首先是一个不断生成的地理概念、族群概念，然后才是一个文化概念、政治概念，因而其自身就具有一定的动态感和历史性，具有很大的包容性。
出土礼器中，1965年陕西宝鸡出土的青铜器何尊，铸造于周初成王时代，在其12行122字的铭文中即已出现“中国”之称谓，“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而现存文献中，“中国”一词始见于《尚书·周书·梓材》，周公诰康叔，有曰：“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67]是皇天上帝把中央之国的人民、土地都托付给了我们的先王来治理的啊！孔安国《正义》曰：“大天已付周家治中国民矣，能远拓其界壤，则于先王之道遂大。”[68]先王之道非出于己，而得之于天，合理合法，不可违抗。《诗经·大雅·民劳》则又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之语，“中国”与“四方”相对，而不是一个概念。《毛诗故训传》曰：“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69]中国在内，诸夏在外，而更外者，则为夷狄蛮戎。
上古文献中的“中国”称谓，大多是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而不涉及名教伦常、道德水平与文明程度，其含义不外乎国之中央、中心之国。“居天下之中，故曰中国。”[70]而所谓“主体民族”，起初也并没有这个概念，五帝时期，虽已经族群而居，但也相当分散，由血缘部落发展为拥有共同利益的部族，必然经历相当长的时间，邦国都还没有形成，也不可能产生民族认同，而演变成华夏民族，则更是后来的事情。
今人常说华夏中国，其实，华、夏二字并称“华夏”一词，仅见于春秋之后的典籍。今文、古文《尚书·周书·武成》中，武王制诰曰：《尔雅·释诂》甚至把“夏”解释为一个形容词，而曰：“夏，大也。”[71]
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72]
孔安国《正义》曰：“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73]这里的“华”只是一个修饰名词“夏”的形容词，其本身不做实指。“诞膺天命，以抚方夏”[74]，此乃一方之夏，因为此时的武王仍在伐殷，还没有完全取得天下。用“夏”指代整个天下、全部的江山社稷，可能沿袭于夏之王朝名称。但在写作年代明显应该早于《夏书》的《虞书·舜典》中，帝舜已经对皋陶说过“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75]这样的话，则至少应该说明，要么，虞夏原本只是一个朝代；要么，早在夏代之前，中原腹地的人们就已经开始用夏指称自己了。
孔颖达的《尚书正义·武成》说：“故大国曰夏华。夏，谓中国也。”[76]夏与华也并称“夏华”，其义当与“华夏”相同。据《春秋左传》记，襄公二十六年，“楚失华夏”[77]；定公十年，孔子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78]孔颖达《尚书正义》曰：
夏，大也。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华、夏，一也。
莱是东夷，其地又远。
“裔不谋夏”，言诸夏近而莱地远。
“夷不乱华”，言莱是夷而鲁是华。[79]
可见，中国之地，因为其礼仪、服章而自许华夏。既称为华夏，其内心必然潜藏着一种文明先进、成熟发达的优越和骄傲。相对而言，夷人要么礼仪和服章不够档次，要么连礼仪和服章根本都还没有，尚处于原始蒙昧阶段。
华、夏既可分称，又可合称。分称的时候，都可以拥有自己的复数形式：“诸华”“诸夏”。《毛诗正义·小雅·苕之华》亦云：“其华犹诸夏也，故或谓诸夏为诸华。”[80]华就是夏，夏就是华，称号不一，但实指无异。《左传》记，襄公四年，“诸华必叛”[81]，杜预注曰：“诸华，中国。”[82]诸华即中国，中国即诸华。无论诸夏、诸华，都能足以说明华夏、中国之称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狭隘的政治概念，因为任何一国、任何一邦都是代表不了诸夏、诸华和全体中国的，而是始终涵盖了广大的中原腹地。
然而，通过礼仪、服章之大、之美来解释华、夏，只是一种文化学上的意义发挥，却始终不能等同于语源学的根据。近世学者关于华夏民族的起源众说纷纭，或认为，生活在东部地区的部族称为华，生活在西部地区的部族则称为夏，经历了长时间的交流和融合之后所形成的文化共同体合称为华夏。或认为，源于西北地区的黄帝、炎帝两大部族集群，经过一系列的战争、屠杀之后，达成妥协，统一整合为新的华夏联盟。或认为，华夏之名，应当与传说中的伏羲之母“华胥”有关，伏羲是华族的始祖，最早的民族英雄。或认为，华族直接得名于仰韶文化花卉的图腾崇拜，或启发于彩陶上的花卉图案。种种说法都缺乏足够的考古学或文字学根据，因此也都没有超越猜测、想象的范围，而且，一个共同的问题是，都没有大致准确地描绘出华族的历史谱系，以至于华族的有无至今仍是悬念。
所以，张富祥便提出，“华夏”一词应当由“虞夏”转来，上古时代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华族”，理由大致为，虞、夏、商、周四代（或三代，虞夏有时并称，只指一代）的并称屡见于春秋战国的文献典籍中。譬如，《左传》记，庄公三十二年，“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是也”[83]；成公十三年，“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则亦既报旧德矣”[84]。《墨子·明鬼下》篇说，“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85]。《礼记·文王世子》篇则曰：“虞、夏、商、周有师保，有疑丞。”[86]《礼记·表记》中，孔子说：“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敝”，“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87]《韩非子·显学》说：“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88]今文《尚书》按照虞、夏、商、周的顺序逐次编排，是充分尊重并考虑了不同朝代的演绎。[89]
虞、夏、商、周四代又可分为虞夏、商周两大历史单元，在许多先秦思想家那里，往往虞夏连称，商周同列，前者是远古，后者属上古，两者之间在政治、文化、社会方面既存在一定的传承接续，又存在着许多明显的差异。《礼记·表记》中，孔子既将“虞夏之质”与“殷周之文”对举，又特别强调“虞夏之道”不同于“殷周之道”。“虞夏”原本只是两个朝代的名称，却逐步获得了地域、政治、文化、礼仪、习俗的特殊规定，直至被指认为整个民族的代号。后世所称，无论是虞夏，还是夏，都超越了一个部族的概念，或者一个王朝的名称，已经演绎成一个文化的概念，被赋予了礼乐教化的先进性，因而也成为一个被整个中原腹地之人民所广泛认可的民族共同体的代号。即使周人在灭殷建政之后，仍愿意以夏自居，而不屑与周边的夷狄、蛮貊为伍。《周书》之《武成》篇中，武王对文武百官们说：“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90]《康诰》篇中，周公说：“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91]《立政》中，周公也说：“乃怦我有夏，式商受命。”[92]《君奭》中，周公又说：“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93]秦、汉、唐之类，尽管最初只是王朝的名称，其后的中国人却不断被异域叫着秦人、汉人、唐人。英文中的China、Chinese可能都与“秦”字的发音有关。
尽管现存上古典籍中根本找不到“虞夏”转换为“华夏”的任何文献根据，但是，至少从书写形式和音韵声部两个方面看，“华”与“虞”可以相通。“虞”在甲骨文里只刻有下半部的“吴”，到了西周钟鼎文里，才加了一个虎字头，而写成
。《诗经·周颂·丝衣》云：“不吴不敖，胡考之休。”《毛传》解释说：“吴，哗也。”[94]“吴”字的古音似乎读作“哗”，亦即“虞”字与“哗”字最先发同一个音。《史记·武帝本纪》引“不吴不敖”四字，似应解作“不虞不骜”。“在上古的一些方言中，‘虞’‘华’二字的声韵可能是完全相同的。”[95]汉石经中，“虞”的字形很像篆书“华”字的上半部分，所以，不妨看作是“华”字复杂结构的省变。早先的字典中，根据上古的声韵，“虞”常被放在鱼部；而“华”字，从“亏”得声，也经常被放在鱼部，“虞”“华”字音、字义都十分相近，混同发音，交叉示义，未必没有可能。由“虞夏”传读、转写而成“华夏”，特定的文化含义越来越多地渗透进去，久而久之便超越了单纯朝代名称的局限，而成为整个中原诸多部族的统一代称，以区别于周边那些教化未开、文明未进的蛮夷族群。
及至《左传》，已开始直接用“华”指称中国了。襄公十四年，戎子驹支对晋卿范宣子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96]甚至还将“华”与“夏”并举，定公十年，孔子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97]华、夏互释，衍生意义则均为中原腹地、中国民族。中国之人[98]普遍自称“华夏”，大致起源于《左传》一书的写作年代。至于《说文·夊部》曰“夏，中国之人也”[99]，则明显属于后解。近世才流行的所谓“中华民族”一语则集“中国”与“华夏”于一体，但又远远超出华夏族群的原始含义，而已经融国名与族名于一身，吸纳、包容了生活在广袤中国疆域之内的每一个民族，浩浩荡荡，蔚为大观，历经风雨洗礼而整合成一个巨大的共同体，合而统称，其指涉范围早已突破古人“中原腹地”“中夏”之概念，而又延伸出统一中国、现代国民的丰富蕴涵。于是，中华民族便成为一个没有具体所指，也不可能落到实处的总名，而只是一种抽象的普遍称谓，其融合基础是文化认同，而不是族群分别。
【注释】
[1]陈戍国点校：《礼记·丧大记》，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第453页。
[2]《诗·大雅·荡之什·瞻卬》，见雒江生《诗经通诂》，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827页。
[3]《左传·襄公十四年》，见【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906页。
[4]李维琦标点：《国语·周语下·太子晋谏壅谷水》，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第26页。
[5]【汉】司马迁：《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第117页。
[6]《周易·明夷卦》，【魏】王弼、【唐】孔颖达：《周易正义》，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56页。
[7]《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见【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第1063页。
[8]《论语·宪问》，见【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05页。
[9]【汉】司马迁：《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第459页。
[10]《周易·涣卦》，【魏】王弼，【唐】：孔颖达《周易正义》，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238页。
[11]这里的“夷”，《毛诗》作“彝”，但《鲁诗》《孟子》均作“夷”。古夷、彝二字因为音同而通用。引文见雒江生《诗经通诂》，第807页。
[12]李维琦标点：《国语·齐语·管仲论足甲兵》，第62页。
[13]《老子·十四章》，见陈鼓应《老子注释及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4页。
[14]【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19页。
[15]《诗·召南·草虫》，见雒江生《诗经通诂》，第33页。
[16]《诗·周颂·臣工之什·有客》，见雒江生《诗经通诂》，第858页。
[17]《荀子·修身》，见杨柳桥《荀子诂译》，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第27页。
[18]《春秋左传·昭公十一年》，见【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第1337页。
[19]【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第816页。
[20]【汉】司马迁：《史记》卷五《秦本纪》，第47页。
[21]《尚书·虞书·尧典》，见黄怀信《尚书注训》，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第13页。
[22]《尚书·虞书·舜典》，见张道勤《尚书直解》，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4页。
[23]《尚书·虞书·大禹谟》，见黄怀信《尚书注训》，第39页。
[24]《韩非子·说林上》，见《韩非子校注》，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6页。
[25]【清】王船山：《四书稗疏》，见《船山全书》（第六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37页。
[26]《尔雅·释地·野》，见周祖谟《尔雅校笺》，第94页。
[27]【汉】班固：《白虎通·礼乐》，见《百子全书》（第四册），长沙：岳麓书社，1993年，第3527页。
[28]【汉】许慎：《说文解字·大部》，见【清】桂馥《说文解字义证》，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第876页。
[29]【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子罕》，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44页。
[30]至班固撰《汉书》之时，九夷之玄菟郡，户四万五千六，口二十二万一千八百四十五。县三：高句丽、上殷台、西马盖。乐浪郡，户六万二千八百一十二，口四十万六千七百四十八，县二十五。玄菟、乐浪二郡虽地处辽东之外，但与同一时期位居中国腹地、繁华发达的“平原郡”（其户十五万四千三百八十七，口六十六万四千五百四十三，县十九）的差距也并不太大。参见【汉】班固《汉书·地理志》，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726、727、709页。
[31]【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第816页。
[3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第816页。
[33]《韩非子·解老》，见《韩非子校注》，第194页。
[34]【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第816页。
[35]【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第822、823页。
[36]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见《中国古代思想与学术十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8-55页。
[37]谷衍奎编：《汉字源流字典》，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177页。
[38]陈戍国点校：《礼记·王制》，第333页。
[39]陈戍国点校：《周礼·天官冢宰·凌人》，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第14页。
[40]【汉】郑玄、【唐】贾公彦：《周礼注疏》，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131页。
[41]【清】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尸部》，第730页。
[42]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36页。
[43]【汉】许慎：《说文解字·尸部》，见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第730页。
[44]陈戍国点校：《仪礼·士虞礼》，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第247页。
[45]陈戍国点校：《仪礼·少牢馈食礼第十六》，第260页。
[46]谷衍奎：《汉字源流字典》，第34页。
[47]陈戍国点校：《礼记·祭统》，第475页。
[48]陈戍国点校：《礼记·曲礼上》，第285页。
[49]【汉】郑玄、【唐】孔颖达：《礼记正义·曲礼上》，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74页。
[50]转引自【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宪问》，第605页。
[5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宪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60页。
[52]钱穆：《论语新解·宪问》，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392页。
[53]但作为鲁国同乡的原壤，对孔子已经这般恭敬了，为什么还会受到“以仗叩其胫”的处罚呢？按照刘宝楠的解释，“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夫子若为弗闻而过之。及此夷俟，乃严责之者，母死登木而歌，乃罪恶之大者，当在诛殛之法，非只以言相责，故惟若弗闻而过之，可全亲故也。至此夷俟，不嫌重责”。大概是原壤有错在前，行已有不当，上次孔子顾全大局，没有点破，这次则绝不放过，举仗敲打他的脚胫，一宽、一严，足以显示圣人之教之仁至义尽也。引文见【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宪问》，第605页。
[54]《庄子·至乐》，见陈鼓应《庄子今注今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50页。
[55]【晋】刘义庆，【南朝梁】刘孝标：《世说新语·简傲》，见余嘉锡、周祖谟、余淑宜整理《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66页。
[56]张富祥：《东夷文化通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57]《白虎通·礼乐》，见《百子全书》第四册，长沙：岳麓书社，1993年，第3527页。
[58]陈梦家：《佳夷考》，《禹贡半月刊》第5卷第10期，1936年。
[59]傅斯年作“人方”，他还直接将其视为“夷方”：“殷有所谓人方者，似不如释作夷方，其地不知在何处。”见《夷夏东西说》，《中国古代思想与学术十论》，第47页。
[60]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第12、13、15页。
[61]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见《中国古代思想与学术十论》，第28页。
[62]甚至，夏乐还源于夷乐，夏后杼统一夷夏各部之后，诸夷多入舞。《吕氏春秋·音初》云：“夏后氏孔甲田于东阳萯山，天大风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乃作《破釜之歌》，实始为东音。”所谓“东音”则显然是一种来自东边的地方音乐。东阳古邑指今山东费县西南，或青州之北。
[63]张富祥：《东夷文化通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93页。
[64]《尚书·周书·毕命》，见黄怀信《尚书注训》，第380页。
[65]《尚书·周书·泰誓中》，见张道勤《尚书直解》，第243页。
[66]李新霖：《春秋公羊传要义》，台北：文津出版社，1989年，第88页。
[67]《尚书·周书·梓材》，见黄怀信《尚书注训》，第278页。
[68]【汉】孔安国、【唐】孔颖达：《尚书正义》，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387、388页。
[69]《诗经·大雅·生民之什·民劳》，见雒江生《诗经通诂》，第785页。
[70]《尚书·周书·梓材》，见黄怀信《尚书注训》，第278页。
[71]《尔雅·释诂》，见周祖谟《尔雅校笺》，第4页。
[72]《尚书·周书·武成》，见张道勤《尚书直解》，第245页。
[73]【汉】孔安国、【唐】孔颖达：《尚书正义》，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292页。
[74]《尚书·周书·武成》，见黄怀信《尚书注训》，第215页。
[75]《尚书·虞书·舜典》，见张道勤《尚书直解》，第14页。
[76]【汉】孔安国、【唐】孔颖达：《尚书正义·武成》，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292页。
[77]蒋冀骋标点：《左传·襄公二十六年》，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第238页。
[78]蒋冀骋标点：《左传·定公十年》，第283页。
[79]【晋】杜预、【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1587页。
[80]【汉】郑玄、【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小雅·苕之华》，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946页。
[81]蒋冀骋标点：《左传·襄公四年》，第184页。
[82]【晋】杜预、【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襄公四年》，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836页。
[83]蒋冀骋标点：《左传·庄公三十二年》，第44页。
[84]蒋冀骋标点：《左传·成公十三年》，第162、163页。
[85]《墨子·明鬼下》，见《百子全书》第三册，第2430页。
[86]陈戍国点校：《礼记·文王世子》，第363页。
[87]陈戍国点校：《礼记·表记》，第505页。
[88]《韩非子·显学》，见《韩非子校注》，第684页。
[89]张富祥：《东夷文化通考》，第423页。
[90]《尚书·周书·武成》，见黄怀信《尚书注训》，第215页。
[91]《尚书·周书·康诰》，见张道勤《尚书直解》，第104页。
[92]《尚书·周书·立政》，见黄怀信《尚书注训》，第342页。
[93]《尚书·周书·君奭》，见张道勤《尚书直解》，第166页。
[94]《诗经·闵予小子之什·周颂·丝衣》，见雒江生《诗经通诂》，第870页。
[95]张富祥：《东夷文化通考》，第425页。
[96]蒋冀骋标点：《左传·襄公十四年》，第202页。
[97]蒋冀骋标点：《左传·定公十年》，第382页。
[98]与“中国之人”相接近，但蕴涵又不尽相同的另一个称谓则是“汉族人”。如果说中华民族不是一个民族，那么汉族则肯定是一个民族，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属于这个民族独特具备的外形符号和内涵规定已经越来越少。因为其包容性极大，而从正面界定它似乎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能够被人们所经常说起的无非只是一些性状描述：“汉族是一个历史从未中断过的、历史悠久的民族”“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目前汉族人口约为13亿，占世界总人口的19%，分布于世界各地”，等等。而罗列出汉民族历来在语言文字、经济发展、民居建筑、传统节日、服装服饰、天文历法、文化艺术、饮食习惯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则很难算得上民族之为民族的本质规定。实际上，判断一个民族之有无、民族性之强弱，最重要的是看它有没有内在凝聚力。唯有看不见却又无处不在的核心价值与精神信仰，才能够把一个民族真正凝聚起来。吕思勉说：“汉族之称，起于刘邦有天下之后。近人或谓王朝之号，不宜为民族之名。吾族正名，当云华夏。”（《中国民族史两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0页）但也有研究指出，汉族的两大主源是炎黄、东夷，同时还有三个支源，即苗裔、百越、戎狄。汉民族的形成，显然有一个历史过程，它经历了夏、商、周时代生活在黄河流域部落盟的解体与其后长江流域楚、越民族的兴起，及至春秋至秦汉时代，南北诸多民族实现第一次大融合。尽管汉民族拥有多种族来源，但是共同的语言文字、共同的文化历史则构成这个民族的核心凝聚力，打不散，摧不垮，经得起千秋岁月的风雨考验。参见徐迅《民族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28、229页。
[99]许慎：《说文解字·夊部》，见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第4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