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略者——鬼子
而汉语词汇中，比夷狄更为贬损和鄙夷的称呼是“鬼子”或“番鬼”。
中国人把专事侵略的西洋人、东洋人叫作鬼子显然是有根据、有道理的。中国人骂本族的暴徒为“匪”，而骂外族的恶棍为“鬼”。
在词源学意义上，“鬼子”是一个詈词。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方正》说：“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7]宋朝陆游在《北窗病起》一诗中也说过“更事天公终赏识，欺人鬼子漫纵横”。而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画皮》中，“鬼子”则是道士对魔鬼的蔑称，意指一切害人精怪，令人深恶痛绝。
而在近世，因为侵略过中国、打过中国人的都是一些来自西方的白种人，其人种特征是红颜，蓝眼，头发乳黄而卷曲，身体高大而多毛，其侵略行为凶残毒辣，手段极其恶劣，完全一副面目狰狞的形象，所以被中国人憎称为“鬼子”或“番鬼”。“番”字本身并无贬义，中国的史书称呼外族人，皆或曰“番”，或曰“夷”。“番”的含义在古代常指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但近世以降则专指外国或外国人。所以清代郎中陈康祺的史料笔记《燕下乡脞录·卷九》说：“若鬼使，则出使外洋之员；以西人初入中国，人皆呼为鬼子也。”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的言语中已经普遍流行“鬼子”的称呼。现代汉语中，“番鬼”一词已不太常用，而“鬼子”则成为中国人对一切外来侵略者的普遍憎称。“鬼子”比“夷狄”似乎更受贬抑，因而也更具有人格杀伤力。中国人过去骂周边以武力骚扰中原的夷狄为禽兽，而现在，中国人则骂那些专以军事残暴手段欺负中国的西方列强或东洋日本为禽兽不如的鬼子。英国强盗额尔金可以用照会的形式抗议大清政府的官方文档中出现“英夷”字样，但没法阻止和杜绝亿万中国人的口头表达中把他们贬称为鬼子。洪琛的戏剧《赵阎王》第三节第七幕中说：“那鬼子尽教着村里人吃洋教，说鬼子话，拜洋菩萨。”叶圣陶的小说《春联儿》里说：“将来把东洋鬼子赶了出去，你赶紧回来吧。”
值得强调的是，“鬼子”一词与日本人似乎结下了很深的渊源关系。明、清以来，中国沿海地区经常受到日本海盗的侵袭和骚扰，中国人称其为“倭寇”。明代将领戚继光率部于浙、闽、粤沿海诸地抗击来犯倭寇，历时十余年，大小战役八十多次，终于扫平倭寇之患，被现代中国人誉为抗倭先锋、民族英雄。但自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人仍屡屡犯华，中国人则称其为“鬼子”。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横行中国，“鬼子”成了日本人的专称，虽然此前中国人也把外国侵略者称为“洋鬼子”，如英国鬼子、法国鬼子、德国鬼子、美国鬼子。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激起了所有中国人的愤怒与仇恨，于是“日本鬼子”“小日本鬼子”“小日本”“鬼子”“小鬼子”一类的骂名也传遍了中华大地。直至今日，中国人私下说话中，还经常称日本人为“日本鬼子”，虽然早已没有了直接的仇恨，但侵略者的暴行仍然会让自己的子孙后代一再蒙受耻辱。这果真应验了一句“德之不积，祸害子嗣”的老话。
传说甲午海战前夕，清廷钦差大臣李鸿章出使日本，谈判一结束，双方将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日本人不但要在世人面前炫耀武力，还想在文化上戏弄一下大清。记者云集之后，日方突然提出了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我们日本有上联对不出下联，只好求于汉字发源地的中国人了。”随后，便亮出了写在白绢上的上联：
骑奇马，张长弓，琴瑟琵琶，八大王并肩居头上，单戈独战。
日本人的上联的意思是说：我大日本在武的方面，实力雄厚，不可一世，所驾驭的一般都是体态和性格非常奇异的千里马，所拉开的都是强劲有力的长弓。而在文的方面也丝毫不逊于别国，拥有琴、瑟、琵、琶“八大王”，他们一个个都具有雄才大略。示之以文德，陈之于武功，日本“单戈独战”便可以踏平中国。
谁知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钦授文华殿大学士的李鸿章并不示弱，先要日方准备砚台磨好墨，再铺好白绢，然后大笔一挥立刻写出了下联：
倭人委，袭龙衣，魑魅魍魉，四小鬼屈膝跪身旁，合手擒拿。
众多记者看了下联，个个拍手叫好。相比之下，李鸿章下联的对仗与义理工夫显得更胜一筹，其寓意更精深，反击的手法也更微妙。“委”通“萎”，意指枯萎、衰败。“倭”字拆分开来就是“人”“委”两字，意思是人类之中，那些枯萎与衰败的异族另类，则一定演变成了今天矮小、猥琐、被唾弃的倭寇，而这一非人类、反人类的变种竟然也配垂涎和霸占我大清帝国的壮丽河山！所谓“琴、瑟、琵、琶”之“八大王”，尽管暂时上蹿下跳、神气活现，但实质上无非是“魑、魅、魍、魉”之“四小鬼”而已，虽然偶得宰割我领土、掠夺我财富、侵凌我民众的一时之快，道义上却永远亏欠于世人，只要我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则一定能够使他们一个个乖乖地束手就擒，并且一个个都屈膝下跪在我堂堂中华帝王的面前。
【注释】
[1]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03页。
[2]齐思和等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三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31页。
[3]参阅【清】黄遵宪：《日本国志》，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册七四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4]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第108页。
[5]【清】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六》（第1册）《中国史叙论》，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页。但梁启超以为，“曰中国，曰中华，又未免自尊自大，贻讥旁观”，而用一姓之朝代定国名，是“污我国民”。如再用外国人之假定，则也“诬我国民”。三者均欠妥。而考虑到每一个“民族之各尊其国”，是当今“世界之通义”，所以仍按照“吾人口头所习惯”而称“中国”。
[6]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第110、111页。
[7]【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方正》，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