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夷夏之变与文明超越——春秋公羊学视野下的中国道路选择

余治平

《论语·八佾》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为孔子所感叹的是，现在的夷狄之邦尚且还能够保存君长制度，而诸夏中国却纷纷陷于礼崩乐坏、犯上作乱、僭越无序、弑君弑父的地步。董仲舒说：“《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春秋繁露·竹林》）仁义道德应该是夷夏之辨最根本的标准。用夷变夏，用夏变夷，主要看礼乐教化在本邦、本族中能不能得到有效保存。而问题的另一方面则是，《公羊传》所说的“不与夷狄之执中国”（隐公七年）、“不与夷狄之获中国”（庄公十年）、“不与夷狄之主中国”（昭公二十三年），显然应该被理解为一种保存中国文化自主性和独特性的正当诉求，因而也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本位主义，而不是民族学、人种学意义上的沙文主义（或后来所谓的大汉族主义）。《孟子·滕文公》所谓“吾闻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则应该从积极保存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从一种健康的民族主义角度来予以理解和认识。显然，攘除夷狄与尊王重礼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紧张。攘除夷狄的前提条件是他们还没有开化，不懂得文明，而且经常对我们构成威胁，我们则必须使自己首先获得拒绝野蛮的能力，而不是我们怀揣所谓文明人的话语系统，乃至狂妄与自负去征服他们，也不应该是把属于我们的精神理念或我们自认为好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们。这是儒家道德治理比之于西方列强近代以来对全世界进行疯狂殖民统治的最大不同。秦王朝之后，中华君主制度绵延两千年，但始终都没有发展、演变成为专靠征服、侵略、霸占、掠夺、欺压为基本存在方式的帝国主义，这并没有错。而尊王重礼这种价值的维度，可以面向包括夷狄在内的天下所有人，只要地理概念上的夷狄民族已经具有了道德性和礼乐文化的特征，说明他们也已经成为文明人，而不再继续是化外的野蛮人了。而一当夷狄民族跃升到文明人行列，就再也没有理由去攘除他们了，因为文明人从来是不打文明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