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外例
《春秋》述及鲁国之外则有“八不书”，即外夫人不卒、外夫人不葬、外大夫不卒、外大夫不葬、外逆女不书、外相如不书、外平不书、外取邑不书。[60]
兹先以外夫人不卒、不葬为例，凡《春秋》经文为其书卒、书葬，则皆有原因，值得分析。
庄公二年，“秋，七月，齐王姬卒”。《公羊传》曰：“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录焉尔。曷为录焉尔？我主之也。”齐襄公夫人由鲁国主嫁，其生当以鲁国为祖国、为娘家；其死，鲁国也当为之服丧，待遇视同内女。《解诂》曰：“鲁主女，为父母道，故卒录之，明当有恩礼。”鲁为其主婚，齐襄公夫人当感恩于鲁国。《谷梁传》曰：“为之主者，卒之也。”何休曰：“内女卒例日，外女卒不日者，实不如鲁女也。”《春秋》书例，内女卒，书日；外女卒，不书日。齐襄公夫人卒，却并未书日，故其待遇尚不如鲁国内女。
庄公四年，“三月，纪伯姬卒。”《春秋》例，“外夫人不卒”，却卒纪伯姬，是要为随后齐襄公葬之做背景铺垫。《解诂》却曰：“礼，天子诸侯绝期，大夫绝缌。天子唯女之适二王后者，诸侯唯女之为诸侯夫人者，恩得申，故卒之。”伯姬为鲁侯之女，《春秋》经文录其卒是为了明确表达对鲁国的恩情。然而，鲁侯之女，一旦嫁与其他诸侯，则为外夫人，其卒则不当书，故不从。
庄公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纪叔姬”。庄公二十九年十二月“纪叔姬卒”，至三十年八月二十三日下葬。《公羊传》曰：“外夫人不书葬，此何以书？隐之也。何隐尔？其国亡矣，徒葬乎叔尔。”《春秋》对鲁国之外的诸侯夫人一般是不记录其葬礼的，而对纪叔姬则书月、书日、书葬，究其原因一是对亡国之夫人给予最大的尊重和同情，国破而无立身之地；二是也可能出于悲悯之心，《疏》曰：“谓不得与夫合葬，故言徒。徒者，空也。”叔姬是纪侯的媵妾，死了也不能与夫君合葬。庄公四年六月乙丑，“齐侯葬纪伯姬”，《公羊传》曰：“外夫人不书葬，此何以书？隐之也。何隐尔？徒葬于齐尔。”及至叔姬葬，徐彦《疏》则曰，《春秋》“重发之者，正以彼则于齐，此则于叔，故重言之”。伯姬葬于齐国，而叔姬只能一个人孤独地安葬在其小叔子携以降齐的酅邑了。
再以“外相如不书”为例，相如是诸侯之间、诸侯国大夫之间的一种正常外交活动，《春秋》既然记录了鲁公之外别国诸侯或大夫之间的相互往来，则一定有内情可探。
桓公五年，“夏，齐侯、郑伯如纪”。齐僖公、郑庄公前往纪国，会在纪国，密谋的也是攻打纪国。据《左传》：“夏，齐侯、郑伯朝于纪，欲以袭之。纪人知之。”可惜的是，齐、郑联手的密谋已经被纪国人识破了。《公羊传》曰：“外相如不书，此何以书？离不言会。”[61]齐、郑两国元首议事，各是其是，没能达成一致意见，故《春秋》不言“齐侯、郑伯会于纪”。《春秋》王鲁，以鲁为叙事中心，而对外国诸侯之间的相互交往不予记载，既节省了篇幅，也突出了鲁国这个重点。齐、郑两国元首所密谋攻打的纪国是鲁国的姻亲之国，跟鲁国有关系，所以《春秋》才记载下来。《解诂》曰：“《春秋》始录内小恶，书内离会；略外小恶，不书外离会。至所闻之世，著治升平，内诸夏而详录之，乃书外离会。嫌外离会常书，故变文见意，以别嫌明疑。”三世异辞，记恶之于内、之于外，记与不记，离之言会于不言会，则皆有所分别，当“变文见意”，不可刻板一律。
桓公五年，“冬，州公如曹”。州国，是姜姓小国，都淳于，在今山东安丘东北。《左传》曰：“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国危，遂不复。”州公出访曹国期间，国内发生政变，一时回不去了，只得寄居于鲁国，被称“寓公”，成为入春秋以来第一位流亡国外的国君，《春秋》特予载录。《公羊传》曰：“外相如不书，此何以书？过我也。”路过鲁国，过境而行，却没有主动拜会桓公，连个招呼都不打，显得傲慢自大；桓公知道州公借道鲁国，却没有提供保驾护航，有损待客之道。宾、主两方面都各有不礼、不周，孔子皆刺之。州国之君，并非“天子三公”，也非“二王之后”，《解诂》曰：“称公者，申其尊，起其慢，责无礼。”但王闿运《笺》则曰：“外如例时，称公者，天子之相来见。”[62]
在所传闻世，《春秋》对于别国诸侯，则大恶书，小恶不书；而对鲁国的十二公，则皆以其为内，大恶讳，小恶书。
春秋乱世，王道松弛，朝纲不振，君臣不伦，为政者多有其恶，《春秋》经如果予以一一载录，则不堪重负，书不胜书，故只录鲁小学恶，外小恶则一律忽略。外小恶既书，则必有原因，其恶则重也，其罪则当诛。
隐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喧来归惠公、仲子之赗”。《春秋》书月，何休《解诂》曰：“月者，为内恩录之也。诸侯不月，比于王者轻，会葬皆同例。言天王者，时吴楚上僭称王，王者不能正，而上自系于天也。《春秋》不正者，因以广是非。称使者，王尊敬诸侯之意也。王者据土与诸侯分职，俱南面而治，有不纯臣之义，故异姓谓之伯舅叔舅，同姓谓之伯父叔父。言归者，与使有之辞也。天地所生，非一家之有，有无当相通。所传闻之世，外小恶不书，书者来接内也。”故“《春秋》王鲁，以鲁为天下化首，明亲来被王化渐渍礼义者，在可备责之域，故从内小恶举也”。所传闻之世，《春秋》经集中记载鲁国之历史，详录不遗，于其恶则必书；而对于诸夏中国之事、四边夷狄的活动，则不予关注，于其恶则最多也只是一带而过。
隐公八年，“三月，郑伯使宛来归邴”。郑庄公派人向鲁国赠送天子赐予诸侯、用于诸侯朝觐的汤沐之邑邴。《公羊传》曰：“宛者何？郑之微者也。邴者何？郑汤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诸侯皆从泰山之下，诸侯皆有汤沐之邑焉。”《解诂》曰：“归邴书者，甚恶郑伯无尊事天子之心，专以汤沐邑归鲁，背叛当诛也。录使者，重尊汤沐邑也。”按照周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的土地都属于天子，唯有天子才可以分封建侯，变置土地所属关系，诸侯不可以僭越这项权力。尊爵国，即尊天子；尊土地，即尊王权。任何擅自交易、更换土地所属关系的行为，都是大恶大罪。郑国把诸侯的汤沐之邑当作礼物赠送给鲁国，尽管郑庄公主动，鲁隐公被动，但郑、鲁同罪同恶，都藐视王权之尊严，因而也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都值得追究，因而也都要接受道义的惩罚。
《春秋》对那些位于诸夏中国之外的夷狄所犯下的罪恶，更是逮住不放。定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庚辰，吴入楚”。《公羊传》曰：“吴何以不称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盖妻楚王之母也。”吴军攻陷了楚国，《春秋》却没有像先前那样称其为“吴子”，是故意让他们返回到夷狄状态中去。因为吴军闯入楚宫之后，吴君住在楚君的内室，吴大夫住在楚大夫的内室，君之妃、大夫之妇，甚至包括楚王之母都可能未能幸免于被侮辱、奸淫。所以，《谷梁传》说：“何以谓之‘吴’也？狄之也。何谓‘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寝，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寝，而妻其大夫之妻。盖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败人之绩而深为利。居人之国，故反其狄道也。”[63]夷狄之为夷狄，倘若只居住在本土还能够表现出一点礼乐教化的文明素养，而一旦到了异国他邦，野蛮、凶残、虏虐的本性就暴露无遗，理当遭到笔削。
夷狄之君即便行义，但如果心术不正，也会被《春秋》鞭挞，属辞表达也有所不同。昭公十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诱蔡侯般杀之于申”。《公羊传》说：“楚子虔何以名？绝也。曷为绝之？为其诱封也。此讨贼也，虽诱之，则曷为绝之？怀恶而讨不义，君子不予也。”[64]蔡世子，名般，即蔡灵公，襄公三十年夏，世子般弑其君——景侯固，所以《春秋》称其为贼。楚灵王熊虔诱骗蔡侯，将其灌醉，并在申地杀害了他。这原本应该是楚灵王为天下诸侯所做的一件讨贼伐逆的好事，但《春秋》没有称他为楚灵王，而是直呼其名，目的就是要不再给予他任何爵位，使其绝于诸侯行列。因为心怀恶的念头而去杀戮不义之人，在孔子看来，并不值得肯定，所以《谷梁传》记孔子之语曰：“怀恶而讨，虽死不服。”[65]
除了段熙仲所总结的八种“外不书”，《春秋》对外灾，一般也不予记录。
鲁国有灾，《春秋》当然要记录入史。僖公二十年，夏，“五月乙巳，西宫灾”。写下这一记录的目的并不在于灾害本身，而几乎完全出于政治考虑。因为西宫乃鲁僖公小寝内室，为楚女所居。楚女本当为鲁僖公的正室，但僖公为齐侯所威胁，不得不娶齐女为嫡，楚女则被废于西宫，长期不见幸宠和体恤，于是滋生悲愁、埋怨之火实属必然。此灾之发生不妨理解为对鲁国政事外交的一种警告，受到强齐的胁迫太深。桓公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廪灾”。经文记录鲁国御廪之灾也是事出有因的。何休《解诂》曰：“龙门之战，死伤者众，桓无恻痛于民之心，不重宗庙之尊，逆天，危先祖，鬼神不飨，故天应以灾御廪。”[66]御廪之灾，显然是对鲁桓公不恤生命、不敬祖宗、不拜天神行为的一次惩罚。
按照襄公九年“春，宋火”，徐彦《疏》所曰“害于大物则言灾，害于小物则言火”的标准，被《春秋》一书所记录的“灾”，如庄公二十年，“夏，齐大灾”、襄公三十年，“宋灾”，这些都发生在鲁之外的诸夏中国，也被记录在案，皆有寓意，值得挖掘。
襄公“九年春，宋火”。《左传》和《谷梁传》都记作“宋灾”，而唯独《公羊传》称“火”。《公羊传》曰：“大者曰灾，小者曰火。然则内何以不言火？内不言火者，甚之也。何以书？记灾也。外灾不书，此何以书？为王者之后记灾也。”现代汉语里，火灾并称，不加拆分，但在上古，受损程度轻的叫火，大的则叫灾。相对于诸夏之宋，鲁当是内，但此前、此后都有称灾而不称火的，似乎有点过分了。在鲁之外，诸夏中国如果有灾，原本是可以不做忠实记录的，即所谓“外灾不书，外异不书”，但这里偏偏记录了下来，目的只是为了给先王的文化遗存备案。在西周礼乐已经损毁的情况下，宋国作为殷商王者之后，是殷商礼制法度的保有者和继承者，孔子著《春秋》，以《春秋》当新王，故《春秋》当“为天下记，则非外之之辞”[67]，溥天之下莫非《春秋》王者之土，所以便借用“别内外”的书法，策略性地将这一事故称为“火”。何休说：“《春秋》以内为天下法，动作当先自克责，故小有火，如大有灾。”[68]《春秋》拥有天下情怀和天下视野，为先王之后的封国记录灾异天象，也是其分内之事。
《春秋》的“别内外”书法，灵活运用，则能把鲁国、诸夏的大事化小，而把夷狄的小事放大。僖公二十八年，“公子买戍卫，不卒戍，刺之”。《公羊传》曰：“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内辞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则其言戍卫，何？遂公意也。刺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刺之’？内讳杀大夫，谓之‘刺之’也。”在这件事情上，公子买、鲁僖公都有不当，因此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公子买有过在前，僖公则错误在后。在何休的《解诂》中，一方面，“使臣子，不可使，耻深，故讳使，若往不卒竟事者，明臣不得壅塞君命”[69]，臣有臣道，必须服从君，按时按质完成任务[70]，抗旨不遵是大忌；另一方面，“有罪无罪，皆不得专杀，故讳‘杀’，言‘刺之’”。作为君上也不能肆意滥杀有天子任命并已成为国之栋梁的大夫。《春秋》王鲁，以鲁国为王道典范，但面对政治现实中残暴的鲁君，而只能不直言其“杀”而曲笔为“刺”，发挥有限的批判作用。而如果事情发生在鲁国之外，则必定换成另一种笔法：“杀大夫也，外直书其事，内曰‘刺’。”[71]何休说：“内杀大夫例，有罪，不日；无罪，日。外杀大夫，皆时。”[72]杀之与刺之、日与不日所彰显的是儒者的道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