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蹲踞

许慎的《说文解字》并没有交代“尸”与蹲踞有关。清末吴大澂的《字说》和孙诒让的《古籀拾遗》都从“尸”字中解读出蹲踞的意思。殷周时代，凳、椅之类的坐具还没有被发明，中土之人多跪坐于席，正规场合中，腰杆必须挺直，两膝并拢着地，双手作护膝状，臀部不及脚后跟，这显然是一种表达严肃、尊敬的礼节性坐姿。相反，如果两膝分开，或腰杆不正，或臀部着地，双手乱放，则多被看作轻慢无礼。《论语·宪问》中，“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仗叩其胫。”马融解曰：“夷，踞也。俟，待也。踞待孔子。”^[50]这已经把“夷”字与人们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了。夷是东方人所特有的一种坐姿。后来的朱熹也注释说：“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见孔子来而蹲踞以待之也。”^[51]原壤本是鲁国人，属孔子故旧，何以能行夷人之坐姿？这至少说明，要么，夷人的风俗已经被鲁人所广泛接受并渗透到鲁人的生活中而成为一种表示恭敬的日常礼仪了；要么，所谓的夷人，似乎也并不遥远，与中土之间的距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钱穆说：“古人两膝着地而坐于足，与跪相似。但跪者直身，臀不着踝。若足底着地，臀后垂，竖膝在前，则曰踞，亦曰蹲。臀坐地，前伸两脚，形如箕，则谓箕踞。夷即蹲踞。古时东方夷俗坐如此，故谓之夷。”^[52]显然，蹲踞是有讲究的，低头沉默、挺胸、伸背、大腿垂直而不倾斜、屁股不靠脚踝是最基本的要求。^[53]而与蹲踞相对的是“箕踞”，《庄子·至乐》篇记载：“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54]这里的“箕踞”，指古人席地而坐时，双腿向前伸开，形如簸箕，内窄外阔，似扇状，显得散漫无羁，不拘礼节。《世说新语·简傲》中称：“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55]儒、道两家，一“蹲踞”，一“箕踞”，一拘谨，一洒脱，两样情形，两样风骨，的确耐人寻味。

这样看来，上古“尸”字可能直接来源于夷人日常起居的一种下蹲、踞坐之习俗。又因为跪踞姿势最早流行于东夷之地，在与中土之民、西北的戎部族、北方的狄部族交往过程中，能够比较充分地表达出对人的一种严肃、尊敬、庄矜、郑重之态度，所以，它便成为夷人最显著的外在特征和群体符号。久而久之，各地的人们便以“尸”字指代夷人。^[56]但《白虎通·礼乐》对“夷”的解释似乎有矛盾，道德取向十分明显，“夷者，僔狄而无礼义。东方者，少阳易化，故取名也”^[57]。这里的“僔”字，含自制、谦退之义。天地在造设东方夷人的时候，因为只撷取了一点点阳气，所以就导致他们生性怯弱、温顺，而容易被熏陶和教化。既然能够做到僔，说明夷人还是知礼识义的，就不应该把他们归入“无礼义”之属。

而“尸”字的另一种起源，也可能与上古祭祀活动及其风俗流传有关。后世儒家典籍中，“尸”一语的出现频度非常高，《礼记》《仪礼》的许多篇章里，俯拾皆是。“尸”字除了指那些代表死者受祭的活人或木雕、石雕的牌位、偶像，还大量用作祭祀神主之称。古语中的“尸位”“尸陈”可能都是由“尸主”一词延伸出来的。殷周时期还存在着一种以祭祀用品与祭祀方式而命名部族的传统，“鲁”族可能主要以鱼类动物为祭品，“齐”族则可能善于制作荞麦食品来祭奉神灵，而“尸方”也可能得称于东方夷人在祭祀活动中一贯所采取的非常独特的跪拜方式。

然而，在甲骨卜辞中，尸、夷又并非一字。钟鼎文中早期的“夷”字，左边像一只垂直拉长的耳朵，亦被解释为一种可以上下升降的器具；右边则像一枚向上的箭头，并辅以绳索之类的配饰，应该是“夷”字的初文。左、右偏旁的组合，则是一个完整的射箭动作。后来左边的偏旁被逐步简化，而只写右边的“夷”。至于许慎《说文解字》所云“夷，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则被后世许多文字学家看作是一种误释。陈梦家说：“弓者，己之讹变；大则矢之讹变也。”^[58]“夷”字初文中间的“己”形符号，通常被解释为“缴”，指系扎在箭头尾部的细绳，现代人推测其用于收回发射出去的箭头，这样既便于抓取猎物，又便于箭头的重新利用。但也有人把“己”解释为弓弦与弓背合体的省形，后世逐步演变为弓，则正得造字的本义。甚至，还有学者怀疑“夷”与“射”在甲骨文中原本就是一字异书，只是到了后来才产生书写分化。东夷之人虽然尚武好猎，善用弓箭，但并不意味着这就是“夷”字初文起源和夷人命名的根据。因为甲骨卜辞的“尸”字下半部的弯曲形状不便于流利书写，也因为“尸”字极容易与“人”字相混淆，所以，后世文字便借“夷”代“尸”，时间一久，“尸”字则逐步分化出另外的用途。至少春秋早期的“叔夷钟”仍被金文刻作“叔尸钟”。及至《春秋左传》《孟子》《吕氏春秋》之书问世，“东夷”频现，但“尸”字已完全被“夷”字所取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