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褒之以中国
《春秋》之书法，诸夏如果有不尊礼义之恶行，则一律“夷狄之”；夷狄蛮族如果能够敬慕礼义，与中国交，或其行为有诸夏所不及者，也褒之以中国。楚国在春秋诸多夷狄中是最令中夏之国头痛的，居于蛮荒偏僻的不毛之地，原本连一个普通的大夫臣子都出不了，但楚庄王——熊侣，是一位既富有雄韬伟略，又不乏卓越才能的首领，在位二十二年，先后伐庸、戎，灭麋、舒，破陈，围郑，败晋，归服鲁、宋、郑、陈，问鼎中原，其功业堪比于齐桓、晋文。《春秋》一书中虽然批评他曾于鲁宣公十五年围宋八个月，导致宋人“易子而食”的残忍，但也称许过他符合礼义的德言嘉行。宣公十二年，“夏，六月乙卯，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邺，晋师败绩”。《公羊传》曰：“大夫不敌君，此其称名氏以敌楚子，何？不与晋而与楚子为礼也。”《春秋》书法，大夫的姓名不应该与国君并列，这里却将晋大夫荀林父的姓与名都写上了，目的就是不赞许晋人的做法，而赞许楚庄公的行为很符合礼义要求。至于具体原因，《公羊传》记述说：
庄王伐郑，胜乎皇门，放乎路衢。
郑伯肉袒，左执茅旌，右执鸾刀，以逆庄王。曰：“寡人无良，边垂之臣，以干天祸，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丧人，锡之不毛之地，使帅一二耋老而绥焉，请唯君王之命。”
庄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为言，是以使寡人得见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
庄王亲自手旌，左右撝军，退舍七里。
将军子重谏曰：“南郢之与郑，相去数千里，诸大夫死者数人，厮役扈养死者数百人，今君胜郑而不有，无乃失民臣之力乎？”
庄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则不出于四方。是以君子笃于礼而薄于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从，不赦，不详。吾以不详道民，灾及吾身，何日之有？”
既则晋师之救郑者至，曰：“请战。”庄王许诺。
将军子重谏曰：“晋，大国也，王师淹病矣，君请勿许也。”
庄王曰：“弱者，吾威之；强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无以立乎天下！”
令之还师，而逆晋寇。庄王鼓之，晋师大败，晋众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
庄王曰：“嘻！吾两君不相好，百姓何罪？”
令之还师，而佚晋寇。[64]
郑襄公兵败都城，自愧于边陲之臣楚王，请求楚王赐予一块不毛之地以安顿自身，楚庄王亲自手持旌旗，指挥将士后退七里。将军公子婴齐劝谏庄王，既然打败了郑国就应该占领它，免得辜负了遥远的征战，白费了臣民的役力。楚庄王却说，君子打仗，礼重于利，胜利之师，俘虏人比占领土地更重要。敌人已经投降了，就不能不赦免他们。后来，救援郑国的晋国军队到了，大夫荀林父请求与楚庄王开战。公子婴齐又建议不要以少战多、以弱战强。楚庄王则反问道，如果我只是威胁弱小的，躲避强大的，那么我还能够立足于天下吗？他立刻就掉转军队，迎战晋军。庄王亲自击鼓助阵，结果晋军大败。晋军士兵一个个争相逃跑，渡船中被上司砍断的手指头多得已经可以捧起来了。庄王看了，非常感慨：我们两个国家的君王不能够友好相处，其实老百姓又有什么罪过呢？于是，下令班师回朝，放掉了晋兵。郑襄公战败投降，作为胜利者的楚庄王不仅没有杀死他，而且还答应了他的要求，真可谓仁厚之君。荀林父率晋师来救，不顾楚军之善举，继续请战，已属不义。战败之后，只顾自己逃命，而不能体恤普通士兵的生命宝贵，极其残忍地斩断他们的手指，这又是大不义。《春秋》之“与楚子为礼”[65]，而讥晋国君臣不义，一进一退，反差巨大。
《春秋》一经中，夷狄之大夫甚至也有值得称赏的智慧。僖公四年夏，“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胡安国说，《春秋》一书中，“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进之也。其不称使，权在完也”[66]。来自楚国的大夫屈完，凭借自己的仁义才干，能够不战而屈诸侯之师，所以《春秋》才特地记录下他的名字。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左传》记曰：
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
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
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
师进，次于陉。
夏，楚子使屈完如师。师退，次于召陵。
齐侯陈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
齐侯曰：“岂不谷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谷同好，何如？”
对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
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
屈完及诸侯盟。[67]
僖公四年的春天，齐桓公率领诸侯国的军队攻打蔡国。拿下蔡国之后，又举兵伐楚。楚成王便派使节到齐军中传话：“你们的国君住在北方，我的国君则住在南方，因此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啊！没想到你们的军队却跑到我们的国土上来，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言语之中，颇具有质问、讽刺、挖苦的意味。管仲的回答虽然冠冕堂皇，却经不起推敲，道理勉强，出师无名，毕竟，铁甲大军践踏的是别国的土地，明显属于不义的侵略行径。“从前召公、康公命令我们的先君太公说：‘五等诸侯和九州岛长官，你都有权征战、讨伐他们，以便让他们共同辅佐周室。’召公、康公还给了我们先君一个征战、讨伐的范围：东起海边，西至黄河，南起穆陵，北至无棣。可是，现在你们应当进贡的包茅还没有交纳上来，周王室连正常的祭祀活动都无法进行了，没有用来渗滤酒渣的物品，我是特地来征收这些贡赋的啊；周昭王南巡还没有返回，我们的天王特地让我前来查问。”从前，周室中兴，你可以代表天子到四方征收贡赋。可现在，礼乐征伐早已不从天子出了，你还能代表谁呢？！心里想称霸，可嘴上又不能直说，真别扭啊！楚国使臣的回答显得很礼貌，很婉转，也很有力量，尽管并未能有效阻止齐师入楚的步伐。“贡品没有交纳，是我们国君的过错，我们怎么敢不上供周王呢？昭王南巡没有返回，请您还是到水边去问一问吧！”于是齐军继续前进，驻扎在陉邑。
这年夏天，楚成王派使臣屈完到齐军营中进行交涉，结果使齐军后撤，退守在召陵。齐桓公为了向屈完炫耀武力，拉出了一支由各路诸侯组成的多国部队，与屈完一同乘车检阅。桓公说：“诸侯国的军队难道是为我而战的吗？！他们不过是为了继承我们先王所开辟的友好关系罢了。你们还是跟我们建立友好的关系吧，怎么样？”桓公的话里似乎充满着万不得已的无奈，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与你们的友好关系，才不得不大兵压境的。齐桓公说出一番连鬼都不相信的话，简直就把屈完和整个楚人都当成了白痴。而屈完的回答则绵里藏针，谦逊、嘲弄的语气中透露出一种顽强无比的抗争，可谓不卑不亢、不屈不挠：“您的福泽的确滋润了我们的江山社稷，还忍辱接纳了我们的国君，这正是我们的国君的心愿啊！”见软话起不了作用，齐桓公干脆使出了硬招。“这么多诸侯组建起来的多国部队一旦打起仗来，谁能抵挡得了啊？！让他们攻城，哪个城攻不下来呢？！”浩荡的军队、强悍的马匹，总归是能够吓倒许多人的，兵临城下，看你楚国还服不服！哪知道来自夷狄的屈完却搬出了比军队和马匹更具有震慑力量的道义法则，足以让齐桓公打心眼里折服：“桓公您如果用仁德来安抚诸侯，哪个敢不服服帖帖？！但您如果只会使用武力，那么，我们楚国就会把整个方城山当作自己的城墙，把长长的汉水当作自己的护城河，您的兵马即便众多，恐怕也没什么用处！”最终，屈完代表楚国与诸侯各国在召陵订立了盟约。[68]不以力压，而以德胜，耻以力取，以理服人，便成为春秋公羊家政治哲学的一大重要法则，这或许就是《春秋》不吝笔墨而竭力褒扬一个夷狄大夫的根本原因。
《公羊传》记曰：“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称使？尊屈完也。曷为尊屈完？以当桓公也。其言盟于师、盟于召陵，何？师在召陵也。师在召陵，则曷为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则后服，无王者则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帖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其言来何？与桓为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后此者有事矣，则曷为独于此焉？与桓公为主，序绩也。”[69]按照公羊家的理解，《春秋》中不称屈完为楚国使节，完全是出于对他的尊重，因为能够让齐桓公城下退兵并与之对等结盟的，其功力与能量至少可与齐桓公大抵相当，而非一般外交使节所能为。但为什么又重复说“盟于师”“盟于召陵”呢？只因为先服于陉邑，然后又退守召陵，与诸侯国部队订立盟约。军队驻扎召陵，为什么还要说重复说订立盟约呢？目的就是为了让楚国能够欣然屈服。而为什么要让楚国欣然屈服呢？因为如果楚王还管用，就先施行霸道，然后慢慢再让他们屈服；如果楚王没什么用，就干脆先撕毁盟约。夷狄之人，屡屡侵扰或吞并诸夏中国，如楚灭邓、谷，荆伐郑，狄入邢、卫，戎侵曹。南方的夷与北方的狄，虎视蚕食，前后夹击，交相作乱，使得诸夏中国虽还没有走到灭亡断绝的地步，但也只剩下一丝绵若无力的游气。危急之时，齐桓公能够挺身而出，组织大家抗击，退却夷狄的野蛮力量，并将治齐国、治诸夏与治夷狄作为王者的一番大业来追求和努力，最终使荆楚夷狄服服帖帖，拯救了中国，体现出一代霸主的宏伟气象。而称“屈完来盟于师”，一个“来”字则透露出《春秋》之书中夷狄必以诸夏为主、诸夏此时又必以桓公为霸主的深邃意旨。此前的齐桓公已经有“城邢”“城楚丘”之举[70]，此后的齐桓公也有“城缘陵”之举[71]，但为什么《春秋》唯独赞许并推崇他这一次为中原霸主呢？因为历数齐桓公之功德，没有比这一次制服强楚更值得骄傲和肯定的了，救中国，攘夷狄，令诸夏欢欣鼓舞，是大快人心之事。强楚既没，中国大地才有一统江山的希望。在公羊学家们看来，评价一位政治领袖，排一排他的生平贡献，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处理好诸夏之间的矛盾，安抚好天下的人民百姓，固然劳苦功高，业绩不可抹杀，但还应该数退强夷、抗劲狄、挽救国家民族于危厄最为重要。于是，大敌当前，顽寇来犯，“攘夷”事大，王者应当顺应并凝聚天下人心，用思想号召和动员，用实际行动组织一切社会力量保国保种、抵御外侮，这才是最急迫的、第一位的任务。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民族英雄的地位一定高于任何一个守成的政治首脑。于此，《春秋》竭力强调“夷夏之辨”，尽管严正立足于文明与教化之本位，但还是不免留下诸夏中心主义的痕迹和情节。
作为夷狄的吴国，也不乏可圈可点之处。襄公二十九年，“吴子使札来聘”。《春秋》对夷狄蛮戎的“七级”称呼中，“子”为最高。为什么称吴君为“子”，原因就在于吴王余祭的大夫季子其言其行有仁有义，值得褒扬。《公羊传》曰：
吴无君，无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贤季子也。何贤乎季子？让国也。其让国奈何？
谒也，余祭也，夷昧也，与季子同母者四。
季子弱而才，兄弟皆爱之，同欲立之以为君。
谒曰：“今若是迮而与季子国，季子犹不受也。请无与子，而与弟。弟兄迭为君，而致国乎季子。”
皆曰：“诺。”
故诸为君者，皆轻死为勇，饮食必祝，曰：“天苟有吴国，尚速有悔于予身。”
故谒也死，余祭也立。余祭也死，夷昧也立。
夷昧也死，则国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长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尔。
阖庐曰：“先君之所以不与子国，而与弟者，凡为季子故也。将从先君之命与，则国宜之季子者也。如不从先君之命与，则我宜立者也。僚焉得为君乎？”
于是使专诸刺僚，而致国乎季子。
季子不受，曰：“尔弑吾君，吾受尔国，是吾与尔为篡也。尔杀吾兄，吾又杀尔，是父子兄弟相杀，终身无已也。”
去之延陵，终身不入吴国。故君子以其不受为义，以其不杀为仁。
贤季子，则吴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为臣，则宜有君者也。
札者何？吴季子之名也。《春秋》贤者不名，此何以名？许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贤也，曷为不足乎季子？许人臣者，必使臣；许人子者，必使子也。[72]
吴大夫季子，即季札，公子札，因封地在延陵，故亦称延陵季子。谒、余祭、夷昧、季子是一母所生的亲兄弟。季子年少之时即已才华显露，也深受兄长们喜爱，所以大家都想拥戴他为日后的吴王。哥哥谒说，现在如果突然把国家交给季子，他肯定是不会接受的，希望王位不要传给儿子，而传给弟弟，兄弟轮流称王，这样才能够把国家交到季子的手里。大家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所以前几任吴君对死不以为然，一个个都勇敢无比，吃饭前都祷告说，老天爷如果真想让吴国存在下去，就赶快把灾害降到我的身上吧，以便让季子早点继位。谒死之后，余祭即位。余祭死后，夷昧即位。夷昧死后，国家权力便应该到季子的手里。但因为季子一时出使在外，于是夷昧的长子僚继承了王位。季子出使归来后，就跑来叩见僚，行臣子之礼，把僚当作君王对待。公子光，即阖庐，便打抱不平，先王之所以不把王位传给儿子而传给兄弟，就是要让季子主政以壮大吴国的啊！僚何德何能坐上王位呢？！现在他如果遵从先王的意旨，就乖乖把国家交给季子，否则，我们就拥戴季子为国君了。僚并没有让位，阖庐便派勇士专诸刺杀了僚，而把国家交给季子。然而，季子不肯接受。季子对阖庐说，你杀了我的国君，我再接受王位，这就等于我跟你合谋篡逆；你杀了我的兄弟，我又杀了你，这就等于父子兄弟相互残杀，这样下去，一辈子都没完没了啊！于是，季子离开国都，到了延陵，从此不再踏入吴国半步。在孔子看来，季子不接受沾血的王位，可以称为义举；不杀死正直的阖庐，可以称为仁爱；有仁有义，可以称贤良。而能够涌现季子这样的贤良之才，则说明吴国已经是一个有君王、有大夫的文明国家了。但《春秋》在这里直呼季子之名——札，明显违背了“贤者不名”而尊称以爵的一贯笔法，目的就是要表明夷狄虽然有所进步、有所更化，但与诸夏相比仍存在一定的距离，用夏变夷，是不可能一步到位的。季子虽在“让国”这一件事情上表现得非常贤良，但不足之处则在于，置吴的国家利益于不顾，一走了之，不闻不问，远其君，离其亲，未能尽臣之道、子之道，落得臣不像臣、子不像子的结局。因为臣下有才有德，应当贡献于国家民族，一无保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唯图与生他养他的君上、父老能够分享幸福和尊荣。[73]如果天下大夫一个个都像季子，只为了自己能够保住仁义的美名，而执意扔下偌大的国家不管，那么，国家就只有等待灭亡了。
季子让君位，有贤德，值得褒扬，但扔下民，失于国，有大不仁、大不义之嫌疑，所以《春秋》对他的赞许是保留了一定的限度的，“许夷狄者，不壹而足”，其进有限，逐寸逐尺，不可能一下子迈入诸夏行列，更不可能彻底变成为中国。《春秋》许夷狄以中国，褒之以中国，都只是赞赏夷狄倾心礼义、渴望成为文明之邦的心情态度，而不是直接承认夷狄肯定可以发展、演变成为诸夏之一员，说“夷狄进至华夏”[74]，或“夷狄有德进而为中国”[75]，都没有准确领会和深刻理解孔子“夷夏之辨”这一重要的前提条件，中国之为中国，注定了它不可能彻底沦落为夷狄；夷狄之为夷狄，同样也注定他们不可能完全变成中国。夷、夏虽有变，但绝不至于突破各自的本性大限而彻底成为非我化的、不是自己的另类。
甚至，吴王能够为诸夏中国分忧解难，吴国大夫伍子胥也非常懂得如何正确处理亲情与君臣之间的关系，很会掂量战争的正当性与非正当性，也能够知道罪责与复仇之间的道理。伍子胥的所言所行丝毫也不逊色于诸夏中国的臣子大夫。定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伯莒，楚师败绩”。蔡昭公借吴国的兵力与楚人作战于伯莒（《左传》作柏举，今湖北麻城一带），结果以楚人溃败告终。《公羊传》曰：
吴，何以称子？夷狄也，而忧中国。其忧中国，奈何？
伍子胥父诛乎楚，挟弓而去楚，以干阖庐。
阖庐曰：“士之甚！勇之甚！”将为之兴师而复仇于楚。
伍子胥复曰：“诸侯不为匹夫兴师。且臣闻之：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于是止。
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与。为是拘昭公于南郢，数年然后归之。于其归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请为之前列。”
楚人闻之，怒，为是兴师，使囊瓦将而伐蔡。
蔡请救于吴，伍子胥复曰：“蔡非有罪也，楚人为无道，君如有忧中国之心，则若时可矣。”
于是兴师而救蔡。
曰：“事君犹事父也，此其为可以复仇，奈何？”
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复仇不除害，朋友相卫而不相迫，古之道也。”[76]
这里涉及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的原委是，楚人伍子胥的父亲、时任太子建太傅的伍奢和哥哥伍尚因遭太子少傅费无忌的陷害而被楚平王杀死，伍子胥怀揣弓箭就离开了自己的祖国，而投奔吴国的公子光，即后来成为吴王的阖庐。阖庐称赏伍子胥是一位特别勇猛之士，并打算为他举兵攻打楚国，以报杀父之仇。而伍子胥却劝告阖庐说，诸侯不应该为一介匹夫而起兵，并且我还听说，侍奉君王应该就像侍奉自己的父亲一样。臣子不能只为了报父亲的仇恨，就有损于君王的道义和尊严。阖庐这才放弃了发兵的念头。春秋之际，诸侯相战，你打我，我打你，大多违背了仁义原则，而属于不义之战。即便已经司空见惯，伍子胥也还能够分得清公私界限，因公而战，是义战；由私发兵，则是不义之战。国大于家，君重于亲，借别国军事力量打击自己的国家，只为了报杀父杀兄的一己之仇，就把君臣之道抛到九霄云外，不识大体，不顾大局，非忠臣良民之所为。
第二件事情则是，蔡昭公朝拜楚国时，身上穿的一件非常好看的裘皮大衣被楚国的令尹囊瓦看中。囊瓦便开口索要，蔡昭公却没有给，于是被扣押在南郢，过了几年才释放出来。在返回蔡国的路上，昭公祭祀汉水时发誓说，天下诸侯如果谁愿意攻打楚国，我一定申请做他的先头部队！楚王听了，一怒之下便派囊瓦率兵攻打蔡国。弱小的蔡国不得不向吴国求救，伍子胥对阖庐进谏道：蔡国没有过错，楚人所作所为是没有道理的，大王如果仍然怀有一颗替作为诸夏中国的蔡国分忧解难的心，那么现在便正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于是，吴王下令攻打楚军，救援蔡国。阖庐问伍子胥说，你以前不是说过，侍奉君王应该就像侍奉自己的父亲一样吗，为什么现在就可以向楚王报杀父之仇了呢？伍子胥则回答说，如果父亲罪不当杀，儿子是可以报仇的；如果父亲罪该一死，儿子却要报仇，一来一去，仇雠相报则永远没完没了。[77]按照上古的道理，报仇不一定斩草除根，帮助朋友报杀父之仇也不必争先恐后地刺杀仇人，最好留给孝子一个亲手报仇的机会。君臣以义合，臣以道事君，君无义则离。[78]君杀臣，如果符合义，则不可复仇；如果不符合义，则完全可以复仇。至于伍子胥说的“事君犹事父也”一句，前一次说的和后一次说的，背景已完全相异，此一时，彼一时，义与不义已不可同日而语。
夷狄首领还能够怀有“忧中国之心”，值得钦佩，而吴王阖庐挺身退楚救蔡，总比诸夏不伸援手要强；伍子胥以道事君，不公报私仇，不主张冤冤相报，殃及其余，所以孔子给予褒扬。尽管胡安国指出吴之伐楚、解救蔡国并非出于善心，利己才是真正目的，但孔子称“吴”为“子”，是铁定的事实。“吴能自卑，听蔡侯之义，以达天子之命，兴师救蔡，战于柏举，大败楚师，成伯讨之功，善矣。晋主夏盟，中国所仰，若嘉谷之望雨也。有请于晋，如彼其难。吴国天下莫强焉，非诸侯所能以也，有请于吴，如此其易。”晋国实力弱、有困难，比不上吴国强盛，一定不能成为见死不救、不伸手援助的理由。兄弟有难，连声援、呼吁、同仇敌忾的一点表示都没有，作为诸夏中国的盟主则肯定是说不过去的。“阖庐、子胥、宰嚭皆怀谋楚之心，蔡人往请，会逢其适，非有救灾恤怜、从简书、忧中国之实也。”[79]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吴之君臣主观上当然应该为了吴国自己，但客观上的确也帮了蔡侯的大忙，比之于晋人，阖庐、子胥、宰嚭更对得起蔡国，所以胡安国实在没有必要把话说得太尖刻、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