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夷狄仇恨
伴随着夷狄不间断的侵扰和伤害，“外夷狄”的情绪在中土世界迅速蔓延，汉后儒家甚至干脆把夷狄排除在礼义教化的对象之外。有汉一代，人们对夷狄——主要是匈奴——的痛恨，最为深切，提及夷狄，即便文人士子也难免进行一番非理性的辱骂。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描述匈奴人说：“无文书，以言语为约束。”中原地区的汉字已经从甲骨文、钟鼎文、篆文，演变到隶书了，匈奴人却还处于没有文字的阶段。他们的风俗是，“宽而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几乎没有什么风俗，与畜生的起居大致相同。“有名不讳，而无姓字”，当每一个汉人都已拥有自己的姓、名、字、号的时候，这帮匈奴却只有一个被呼叫的名而已。他们普遍地“贵壮健，贱老弱”，人老不值钱，体弱就被欺。“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优胜劣汰，而没有一点孝道。“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男女大伦不备，没有耻辱感，近乎乱性，所以，从总体上看，匈奴人“苟利所在，不知礼义”[86]。
不同的生活习惯、巨大的文明反差，往往加深了中原地区的人对夷狄的偏见，甚至还经常以讹传讹，将夷狄部族进一步妖魔化。《白虎通·礼乐》说：
何以名为“夷蛮”？
曰：“圣人本不治外国，非为制名也，因其国名而言之耳。”
发乎圣人的礼乐之治，原本只局限于鲁国，而惠及诸夏，但不及夷狄，所以称内外有别。夷狄之人，可以有其国，却无王制礼法，先天地远离于文明之区。
王者制夷狄乐，不制夷狄礼，何？
以为礼者，身当履而行也。夷狄之人，不能行礼。乐者，圣人作为以乐之耳，故有夷狄乐也。
谁为舞者？以为使中国之人。
何以言之？夷狄之人，礼不备，恐有过误也。[87]
对于夷狄部族，圣人只能为他们作乐，使他们能够获得一定的欢快和愉悦，却不能帮助他们制礼，因为他们先天地缺乏接受、躬行王制教化的素质与能力。有礼，才能成为文明人；有乐，未必就有礼，所以，乐，还不是文明之为文明的内在的本质性规定。夷狄部族虽有乐，但无礼，所以不能被称为文明人；而诸夏中国有礼、有乐，所以领先在前。然而，如果不分具体历史情境而一味强调“夷狄之人，不能行礼”，已经溢出了作为地理、文化、道德规定的夷夏之辨的指涉范围，而容易导致单以血统、肤色为标准设置夷夏大防的界限，人为制造出不同种族之间的排斥、对立和敌视情绪，掉入一种狭隘民族主义的陷阱。更何况，如果圣人也曾为夷狄作过乐，则似乎也可说明圣人一部分恩泽也惠及夷狄，只是暂时还没为他们制礼而已，于是，夷狄也不应该被排斥在诸夏之外，至少也外不到哪里去！
而如果试图从先天人性、生活方式的角度剖析夷狄之必然愚钝、落后、凶残，则显得更加非理性，甚至其用心也大有险恶、毒辣之嫌疑。《汉书·匈奴传》赞曰：
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
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内、外也。
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
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
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却则备而守之。
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88]
在这里，夷狄与诸夏之间，不仅存在着地理区域、章服、习俗、饮食、言语方面的差异，更为重要的则是他们永远不能改变他们之为他们的那些贪婪、野蛮、凶悍之本性，所以，圣王统治夷狄的策略往往是不跟他们订立盟约，不主动打击，来犯了就予以惩罚和抵御，打退之后就进行自我防备和守卫。夷狄的土地荒芜颓废，鸟不拉屎，无法垦粮种植，他们的人民也很难驯化、臣服而用作治理国家社稷的栋梁之材。这些野蛮的家伙根本不是实施礼乐教化的对象，百官政制也难以在他们的国家建立起来。如果说“贪而好利”“人面兽心”已成为夷狄部族改不掉的本性，那么，他们就没有任何“慕义而贡献”的可能。如果我们的“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对待夷狄部族，圣王一律“禽兽畜之”，那么，他们便永远告别不了野蛮的状态，于是，这又是不是圣王自己的责任与过错呢？
因为“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于是，夷狄部族就没有任何机会和可能去接受王道王义的熏陶，那么，他们的人群中就根本出不了什么人才。所以，《白虎通·王者不臣》甚至干脆把夷狄之人一律排斥在王侯将相、文武群臣的官制之外。
王者所以不臣，三。
何也？谓二王之后、妻之父母、夷狄也。
天底下，不能作为人臣的人，夷狄居其一。君王做主，不可能一人完事，需有天下辅佐帮助。但君王任命臣下应当拒绝“二王之后”“妻之父母”和夷狄地区的人。不用“二王之后”是怕麻烦，担心造反、叛变；不用“妻之父母”是主动避亲，免得投鼠忌器，或放不开手脚；而不用夷狄之人，则完全出于其难以教化、不能臣服的顾虑。但不用夷狄之人的最根本的原因可能还在于：“夷狄者，与中国绝域异俗，非中和气所生，非礼义所能化，故不臣也。”[89]
中国之地，位于天下之中，不偏不倚，方圆规整，大好江河，滋润斯民，能够秉得天地中和之精气，所以中国之人一个个生性温顺，满面和煦，容易被教化、引导而继承先进文化的辐射，但四边夷狄之地，偏远荒废，天不中，地不正，其人也愚顽叛逆，桀骜不驯。夷狄之人不能作臣，拒绝外族入仕的理由无非来自他们在地理、习俗、生命起源等方面与中夏民人的巨大差别。这些理由在今天看来显得不堪一击，甚至荒唐可笑，却充分折射出汉初王室与北方边塞原始部族之间的紧张关系。
【注释】
[1]【宋】崔子方：《春秋本例》，见《通志堂经解》第二十册，台北：大通书局，1969年，第11443-11445页。
[2]【民国】洪业、聂崇岐、李书春、马锡用编纂：《春秋经传引得·公羊传·僖公四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1页。
[3]杨树达：《春秋大义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8页。
[4]【晋】杜预、【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成公四年》，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17页。
[5]这里的“戎”为己氏戎之裔，位于今山东菏泽西南，其地后归入卫国。但【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则说：“戎在今山东曹县，与河南兰阳接界。”
[6]荆，指楚国。荆，是上古“九州岛”之一。《释名·释州国》曰：“荆州，取名于荆山也。”荆山，位于今湖北省南漳县西部。但《尔雅·释地》则说：“汉南曰荆州。”综观《春秋》一书，鲁僖公四年之前，均以州名“荆”称楚，因“州不若国”（庄公十年），而刻意贬之。鲁僖公四年，齐桓公征服楚国，楚国参与诸夏会盟之后，才改称其国号。
[7]徐，国名，子爵，嬴姓。古嬴姓祖先为伯益，伯益即伯翳，相传为上古东夷族首领少昊之后。其族人于夏商时遍及淮河中下游，亦称徐方、徐夷、徐戎。周代则建徐国，位于今江苏省泗洪县境内。鲁昭公三十年，徐灭于吴，徐子投奔楚，后又被楚所杀。
[8]狄，是北方诸多部族的泛称，因其分布于诸夏之北，而常被称为北狄。《说文解字》所曰“赤狄本犬种”，可能因为其图腾中画有犬形之动物。《礼记·王制》篇，既说狄在北方，又说狄在西方。“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但是，“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狄居之地，大多在北方。《尔雅》有“八狄”之说，《周礼》则称“六狄”。《公羊传》记有白狄、赤狄、长狄之属。
[9]介，国名，东方介氏之国，后入于齐。【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以为是东夷国，位于山东胶县（今山东胶州市）西南三七十里。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则以为介国当在鲁南、萧北之某地。而萧国，本为宋邑，位于今安徽萧县西北部。因萧邑大夫叔大心讨伐南宫万有功，封于萧，子姓。鲁宣公十二年，楚灭萧，后复为宋邑。鲁定公十二年，宋群公子奔萧。
[10]巴，有两解，一为上古之族名，郦道元《水经注·夷水》曰：“昔巴蛮有五姓，未有君长。”一为周代之国名，初为武王所封的子爵小国，姬姓，位于今四川东部、重庆巴县一带。文公十六年，巴国与楚、秦一起消灭了庸国。战国时，巴国为秦所灭。
[11]赤狄，北方狄部族中的一支，包括潞氏、甲氏，分布于今山西长治一带，与晋人杂居，因其衣着多红色而得名。参见刘尚慈《春秋公羊传译注·宣公四年》，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40页。
[12]吴，国名，始祖为周太王长子太伯、次子仲雍，两人让位与其弟季历，而逃遁至梅里（今江苏无锡东南），当时有蛮人千余家前来归附。太伯、仲雍断发文身，相继为蛮人君长，立国号吴。最初建都于梅里，传至诸樊，迁都于吴（今江苏苏州境内），至阖闾，修筑大城。原为楚国属国，春秋后期，实力渐强，至寿梦，则公开称王。阖闾时，用伍子胥为谋士、孙武为将军，于鲁定公四年攻破楚都；夫差战胜越国，继而挥师北上，争霸中原。《春秋》“西狩获麟”之后的第八年，吴被越所灭。
[13]白狄，北方狄部族中的一支，隗姓，子爵，生活于今陕西北部，服饰尚白。鲁宣公八年，与晋国一起伐秦。成公九年，又参与秦伐晋。
[14]【汉】赵岐、【宋】孙奭：《孟子注疏·尽心下》，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381页。
[15]段熙仲指出：“夷狄之祸中国也，楚最剧，戎狄与吴越次之。”荆楚为诸夏之大敌，西戎、吴、越则紧随其后，致使中国命运岌岌可危，旦夕不保。引文见段熙仲《春秋公羊传注疏》，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29页。
[16]虽曰“夷狄猾夏”，实际上只是笼统泛称而已，因为其时，屡屡侵扰中原者，主要是北狄、西戎及南方之楚、吴等部族。可能由于靠近齐鲁和中原腹地、自身群体生性柔顺等因素，东夷力量之于诸夏中国几乎已经构不成任何威胁。《春秋》中，仅存僖公三十年“介人侵萧”一例。介国，属于东夷之国，后又并入齐国。
[17]事见《公羊传·僖公四年》。
[18]【汉】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第409页。
[19]顾馨、徐明校点：《春秋公羊传·昭公二十三年》，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22页。
[20]【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桓公十年》，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96页。
[21]所以【清】孔广森曰：“时六国之师为楚伐吴，若偏战之辞，当以吴及六国，是与吴为主，故不可。”见《公羊春秋经传通义·昭公二十三年》，见《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嘉庆刻本，2002年，册一二九，页一五七。
[22]顾馨、徐明校点：《春秋公羊传·庄公二十八年》，第32页。
[23]【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庄公二十八年》，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178页。
[24]【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昭公二十三年》，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518页。
[25]杨树达：《春秋大义述》，第16页。
[26]【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哀公十三年》，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615、616页。
[27]【清】孔广森：《公羊春秋经传通义·昭公二十三年》，见《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册一二九，页一七四。
[28]【民国】洪业、聂崇岐、李书春、马锡用编纂：《春秋经传引得·公羊传·僖公四年》，第92页。
[29]【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定公元年》，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547页。
[30]【民国】洪业、聂崇岐、李书春、马锡用编纂：《春秋经传引得·公羊传·定公元年》，第436页。
[31]【民国】洪业、聂崇岐、李书春、马锡用编纂：《春秋经传引得·公羊传·僖公二十八年》，第135页。
[32]【宋】胡安国：《春秋胡氏传·僖公二十八年》，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97页。
[33]【清】孔广森：《公羊春秋经传通义·成公十五年》，见《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册一二九，页八三。
[34]【民国】洪业、聂崇岐、李书春、马锡用编纂：《春秋经传引得·公羊传·成公十六年》，第244页。
[35]【清】孔广森：《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僖公二十八年》，见《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册一二九，页一二七。
[36]顾馨、徐明校点：《春秋公羊传·文公十四年》，第65、66页。
[37]【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文公十四年》，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309页。
[38]杨树达：《春秋大义述》，第16页。
[39]《春秋左传·隐公七年》记：“初，戎朝于周，发币于公卿，凡伯弗宾。冬，王使凡伯来聘。还，戎伐之于楚丘以归。”见陈戍国点校《左传》，第9页。
[40]【宋】胡安国：《春秋胡氏传·隐公中》，第27页。
[41]【民国】洪业、聂崇岐、李书春、马锡用编纂：《春秋经传引得·公羊传·隐公七年》，第16页。
[42]【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隐公七年》，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56页。
[43]【清】孔广森：《公羊春秋经传通义》，见《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册一二九，页一六。
[44]【清】王闿运：《春秋公羊传笺》，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168页。
[45]【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隐公七年》，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57页。
[46]【宋】胡安国：《春秋胡氏传·隐公中》，第27页。
[47]【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僖公二十一年》，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242页。
[48]【清】孔广森：《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僖公二十二年》，见《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册一二九，页七八。
[49]《春秋公羊传·昭公二十三年》曰：“其言灭、获，何？别君臣也：君死于位曰灭，生得曰获；大夫生、死皆曰获。”
[50]杨树达：《春秋大义述》，第16页。
[51]蒋冀骋标点：《左传·庄公十年》，第32页。
[52]顾馨、徐明校点：《春秋公羊传·庄公十年》，第24页。
[53]陈戍国点校：《礼记·曲礼下》，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第292页。
[54]伐、战、获、执之属辞，于夷、于夏之用，《春秋》指意各不相同。所以董仲舒曰：“《春秋》慎辞，谨于名伦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战，大夷言战而不得言获，中国言获而不得言执，各有辞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战，大夷避中国而不得言获，中国避天子而不得言执，名伦弗予，嫌于相臣之辞也。是故大小不逾等，贵贱如其伦，义之正也。”见【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清】乾隆三十八年聚珍本，页二二。而孔广森则曰：“战而执者，当言获；灭国而降者，乃言以归。”《春秋》称“蔡侯献舞归”，说明蔡哀侯一不小心就栽了一个大跟头，其后果相当于蔡国破、君王降，其言极重，以警示后来者。引文见《公羊春秋经传通义》，见《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册一二九，页四四。
[55]《盐铁论·执务》说：“齐桓公以诸侯思王政，忧周室，匡诸夏之难，平夷狄之乱，存亡继绝，信义大行，着于天下。”见《百子全书》第一册，长沙：岳麓书社，1993年，第443页。
[56]【民国】陈柱：《公羊家哲学》，第87页，台北：力行书局，1970年。
[57]【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页二七。
[58]李维琦标点：《国语·齐语·诸侯归桓公》，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第64页。
[59]蒋冀骋标点：《左传·庄公二十七年》，第41页。
[60]李维琦标点：《国语·齐语·桓公帅诸侯而朝天子》，第63页。
[61]【民国】洪业、聂崇岐、李书春、马锡用编纂：《春秋经传引得·左传·僖公九年》，第101页。
[62]李维琦标点：《国语·齐语·桓公帅诸侯而朝天子》，第63页。
[63]李维琦标点：《国语·齐语·诸侯归桓公》，第64页。
[64]蒋冀骋标点：《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第84页。
[65]但《左传》却以为，“淮之会，公有诸侯之事，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公。”鲁僖公参加淮之会未归期间，鲁国的监国大臣擅自消灭了项国，齐桓公便讨伐鲁国，扣留了僖公。孔广森《公羊春秋经传通义》说：“左氏云鲁灭，彼未知内讳不言灭之义耳。”
[66]【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僖公十七年》，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236页。
[67]但孔子在这里为什么不书齐桓公“服楚”之大功？何休以为，“继绝存亡，足以除杀子纠，灭谭遂项，覆终身之恶”，而“服楚，功在覆篡恶之表”。一功抵一罪，基本上扯平。而“桓公尝有继绝存亡之功”一语中的“尝”字，说明当时的齐桓公已经“德衰功废而灭人”，以至于“嫌当坐”，一切盛美之辞都是过去式。此说于史、于义均难通，故不从。僖公十七年之时，齐桓公“服楚”仍未发生，是将来时，孔子不可能提前拿来说事。引文见【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236页。
[68]【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僖公二十八年》，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258页。
[69]《尔雅·释天》，见周祖谟《尔雅校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5页。
[70]蒋冀骋标点：《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第85页。
[71]【清】孔广森：《公羊春秋经传通义》，见《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册一二九，页八二。
[72]【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僖公二十八年》，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260页。
[73]【宋】胡安国：《春秋胡氏传·僖公下》，第197页。
[74]【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僖公二十八年》，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260页。
[75]段熙仲：《春秋公羊传讲疏》，第533页。
[76]【清】王闿运：《春秋公羊传笺·僖公二十八年》，第311页。
[77]段熙仲：《春秋公羊传讲疏》，第533页。
[78]顾馨、徐明校点：《春秋公羊传·僖公元年》，第37页。
[79]《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见雒江生《诗经通诂》，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592页。
[80]李维琦标点：《国语·齐语·诸侯归桓公》，第64页。
[81]【民国】洪业、聂崇岐、李书春、马锡用编纂：《春秋经传引得·公羊传·僖公二年》，第87页。
[82]【清】孔广森引萧楚曰，见《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僖公二年》，《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册一二九，页六三。
[83]顾馨、徐明校点：《春秋公羊传·僖公十四年》，第45页。
[84]【民国】洪业、聂崇岐、李书春、马锡用编纂：《春秋经传引得·公羊传·哀公八年》，第477页。
[85]【清】孔广森：《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僖公十四年》，见《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册一二九，页七二。
[86]【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第785页。
[87]《白虎通·礼乐》，见《百子全书》第四册，第3527页。
[88]【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第1669、1670页。
[89]【汉】班固：《白虎通·王者不臣》，见《百子全书》第四册，第35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