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亲者讳

成公六年，“壬申，郑伯费卒”。郑悼公死，还在五月丧期之内，夷狄就来犯了。《春秋》不书“葬”而只记“卒”，何休《解诂》说：“不书葬者，为中国讳。虫牢之盟，约备强楚，楚伐郑丧，不能救，晋又侵之。故去葬，使若非伐丧。”^[38]楚师伐丧，可恨，但晋国不仅不遵守先前已经订立的盟约及时派兵援救，反倒于冬季也侵入郑国。郑、晋原本都是姬姓封国，兄弟伯仲，所出不远，理当情如手足，可混到今天，不但有难不帮，还踩上一脚，不仁不义之极，郑有辱，晋更耻，孔子书郑悼公以“卒”，揭诸夏中国之羞，目的在于激起他们最起码的亲爱之心。

襄公二年，“六月，庚辰，郑伯睔卒”。郑悼公之弟郑成公，名睔。鲁成公九年，晋国因为郑成公擅自与楚国订立盟约，便抓了郑成公而大举讨伐郑国。国不可无主，郑人害怕晋国下黑手，就干脆立郑成公的庶兄繻为君。谁知晋国后来又放了郑成公。郑人听说他要回来了，就又杀了繻，而迎接他。晋执睔，丧失了手足情分；郑人杀繻也没有顾忌手足情分。兄弟之国，相煎相杀，错上加错，心何以堪！孔子就是死不书“葬”，为亲所讳，所呼吁的是做人不可丧失的一种亲爱之情。

襄公“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东鄙，围台”。《公羊传》曰：“邑不言‘围’，此其言‘围’，何？伐而言‘围’者，取邑之辞也；伐而不言‘围’者，非取邑之辞也。”何休《解诂》曰：“不直言‘取邑’者，深耻中国之无信也。”莒人于襄公九年冬月与晋、宋、卫、曹等国联合伐郑，十二月又在戏邑签订同盟。当年底，楚国伐郑，莒人不救，郑国便放弃与莒人为友。鲁、莒相邻，原本都是周天子的封国，血脉关联有史可鉴，分叉并不遥远，但莒人却先后于襄公八年、十年、十二年、十四年四次攻伐鲁之东鄙，而与异姓齐侯之犯我北鄙、夷狄之犯我南鄙（襄公十五年）在性质上无异。“不务长和亲，复相贪犯，故讳而言‘围’以起之。”及至孔子之所见世，诸侯之间六亲不认，情谊淡漠，加之“中国以弱，蛮荆以强”^[39]，如果《春秋》继续坚持“外诸夏”的导向，则诸夏必亡，于是便大有“内诸夏”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