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夷狄者不一而足——“夷夏之变”中“进夷狄”的限度

《春秋》强调“夷夏之辨”，设“夷夏大防”，而不容混淆边际。历史上的春秋公羊家实际上并不狭隘和孤陋，其所伸张的夷夏之辨始终并不以地理疆域、人种肤色的差异为标准，而是以文明教化为本位。地不分东西，人不分南北，有没有礼乐，行不行王道，存不存仁义，才是公羊家夷夏之辨问题的要害，也是纠正长期以来人们对夷夏之辨多有误解和曲解的核心。董仲舒曰：“《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至邺之战，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80]晋沦落为夷狄，楚却变为君子，皆由各自的德行表现所决定。故徐复观说，“《春秋》华夷之辨，已突破了种族的限制，进而为文化的华夷之辨”，应该“以文化来定华夷的分水岭”^[81]。入《春秋》以来，四边夷狄凭借其野蛮武力而不断侵扰诸夏中国，毁城池、宫舍与庄稼，掠土地、人口和财物，给诸夏中国带来许多痛苦，引起诸夏中国官民的无尽痛恨甚至还结下了世代冤仇。孔子著《春秋》时，对诸夏中国，尤其是鲁国君王的道德沦丧和礼崩乐坏加以讥讽贬刺，几乎一无遗漏；而对夷狄之区任何一次的进步向化行为也都予以称赏，表面看上去是坐得正，不偏心，显得很公平。然而，经文表彰夷狄，点赞其趋近文明则是有分寸，有限度，有底线的，其有一点进步则肯定他们的这一点，绝不连带别的点，更不可能涉及他们整个的面，几乎从来都没有把夷狄完全中国化，不会对其进行百分之百的肯定，孔子这么做是有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