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狄之君再贤，也只能称子

文公九年，“冬，楚子使椒来聘”。经文能够对楚穆王称子，则也算是一种最高程度的褒奖。按照《公羊传·庄公十年》对夷狄部族之人与事所规定的州、国、氏、人、名、字、子七等称谓，子称最高。从无爵到称爵，无论如何都是荆楚之君的进步表现，值得表彰和鼓励。相比于诸夏中国的一些不良君王，坏事恶事做尽，故孔子行使“王权”而不断褫夺其爵位，被《春秋》所“绝”。然而，夷狄之君虽有向化之心愿、慕王之心情，值得赞许，但到底能够实现多少则不能确定，故《春秋》皆不会把话说满，也不会直接将其当作诸夏列国君王一样看待。

胡安国《传》曰：“楚僭称王，《春秋》之始独以号举，夷狄之也；中间来聘，改而书人，渐进之也。至是其君书爵，其臣书名而称使，遂与诸侯比者，是以中国之礼待之也。所谓‘谨华夷之辨，内诸夏而外四夷’，义安在乎？曰：吴、楚，圣贤之后，见周之弱，王灵不及，僭拟名号，此以夏而变于夷者也，圣人重绝之。夫《春秋》立法谨严，而宅心忠恕。严于立法，故僭号称王，则深加贬黜，比之夷狄，以正君臣之义；恕以宅心，故内虽不使与中国同，外亦不使与夷狄等。思善悔过，向慕中国，则进之而不拒，此慎用刑、重绝人之意也。噫！《春秋》之所以为《春秋》，非圣人莫能修之者乎！”^[104]显然，《春秋》进夷狄是“渐进”，而不是全进，并非一下子就把夷狄描绘得那么完美，而是留有余地，不使满足。其称国、称王、称使、称名，虽皆为“中国之礼”，但显然不可能是“中国之礼”的全部内容，距离还尚远。

胡安国以为，吴、楚之国原本也是圣人之后裔，只是因为他们趁着周天子权威衰退之际而私自封号称王，而遭到《春秋》的批评、指责和剥夺。吴、楚之为王，并没有得到周天子的许可，因而就是一种不合法的政治存在。孔子著《春秋》，一方面严判“夷夏之辨”，界限不容混淆；另一方面，每当夷狄之人做出善举，便予以褒奖，一次不落地都予以记录在册，以示欣喜和表彰，称国、称王、称使、称名……不一而足。可谓既“立法谨严”，又“宅心忠恕”，若非圣人，则肯定达不到这种思想境界和精神情怀。

公羊主张“字不若子”，子虽是《春秋》对夷狄之君的最高称谓，但也适用于诸夏小国之君。庄公十六年，冬，“邾娄子克卒”。克，为邾娄国的君主之名，字仪父，《谷梁传》《左传》作“邾子”。《解诂》曰：“小国未尝卒，而卒者，为慕霸者，有尊天子之心，行进也。不日，始与霸者，未如琐。”^[105]《春秋》称邾娄国君为“子”，称名却不称字。所传闻世，小国诸侯卒而不书，既书之则别有用意。邾娄国乃周武王封给颛顼苗裔下的一个附庸国，曹姓，其最初的都城在今山东邹城市境内。及至齐桓公称霸诸侯之时，邾娄君仪父能够归服、顺从，礼拜周天子，尊重君臣之礼，认同尊卑之序，值得鼓励，故《春秋》予以褒奖，进其爵而称其为“子”。邾娄小国，虽在鲁侧，但《春秋》并未将其当作诸夏中的一员对待，而是一直以其为蛮夷未化之部族。可见，公羊家的“夷夏之辨”不在地理距离之远近，而在文明教化之有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