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夷狄之

夷狄，在《春秋》一书中已经成为一个双关语，它既可以是对中原诸夏之外野蛮人群或落后部族的统称，又可以是对行为野蛮、不遵礼法之诸夏中国的贬称。仅从语用学上看，“夷狄”只是一个名词、称谓，起指代作用；但是“夷狄之”一句中的“夷狄”显然是动词，意思是“使……夷狄化”“把……当成夷狄”“视……为夷狄部族”，以对待野蛮人的态度对待之。

《春秋》一经，退诸夏中国而夷狄之。在王法大道面前，即便是诸夏中国，当贬抑则贬抑，毫不留情。桓公十五年，“邾娄人、牟人、葛人来朝”。邾娄是鲁国近旁的一个附庸小国。牟，是一个未得王命的附庸小国，祝融之后。葛，也是嬴姓小国。三个小国的国君都前来朝见鲁桓公，《春秋》不称其为“君”，却贬之以“人”，《公羊传》曰：“皆何以称人？夷狄之也。”邾娄、牟、葛三国均系中夏之国，而非夷狄，现在却被作“夷狄化”的处理，为什么呢？当年三月乙未（十一日），天子周桓王驾崩，天下诸侯理应赴京师吊唁，但邾娄、牟、葛这三国诸侯在“天王崩”后，“不奔丧，而相率朝弑君之贼也”^[10]，既不合礼制，又拜错了对象。何休《解诂》曰：“桓公行恶，而三人俱来朝事之。三人为众，众当责，故夷狄之。”^[11]鲁桓公其人，弑隐公而自立，受宋冯公贿赂而默认宋国之政变，夫人文姜与齐襄公私通，最终被夫人与齐襄公合谋杀害，可谓无德有恶。何休《解诂》曰，桓公四年，“若桓公者，诸侯所当诛，百姓所当叛”。朝见这样一个国君，而且还是三个国君一起去朝见，说明他们的仁义水平太低、太洼，已经蜕变到还没有开化的夷狄部族了。所以，《春秋》贬之以“夷狄”也并不为过分。

成公三年，“郑伐许”。郑襄公勾结南蛮荆楚，不顾诸夏携手合作之情谊，攻伐别国，分裂同盟，不得人心。何休《解诂》曰：“谓之郑者，恶郑襄公与楚同心，数侵伐诸夏。自此之后，中国盟会无已，兵革数起，夷狄比周为党，故夷狄之。”^[12]强虏当前，诸夏理当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才能取得胜利。而郑襄公讨伐许国之举，私通夷狄，等同叛逆，已经置大局于不屑，乃中夏民族败类之所为，无异于无信无义的夷狄，人所耻之。所以，胡安国才有咬牙切齿之责难：“称国以伐，狄之也。晋、楚争郑，郑两事焉，及邲之败，于是乎专意事楚，不通中华。晋虽加兵，终莫之听也。至此一岁而再战许，甚矣！夫利在中国，则从中国，利在夷狄，则从夷狄，而不择于义之可否以为去就，其所以异于夷狄者，几希！况又冯弱犯寡，一岁之中而再动干戈于邻国，不既甚乎！《春秋》之法，中国而夷狄行者，则狄之，所以惩恶也。”^[13]夷狄犯夏，站错立场，勾结外敌，丢弃中国，郑襄公之罪，当诛当杀。

昭公十二年，“晋伐鲜虞”。姬姓小国——鲜虞，位于狄人地域之内。杜预注《左传》以为鲜虞是白狄之别种。《国语·郑语》曰：“北有卫、燕、狄、鲜虞……”韦昭注曰：“鲜虞，姬姓在狄者也。”其故址在今河北正定一带。《左传》记：“晋荀吴伪会齐师者，假道于鲜虞，遂入昔阳。秋，八月壬午，灭肥，以肥子绵皋归。”^[14]晋国军队借道于人家，反倒抓了人家的君王，显得恩将仇报，极不厚道。何休《解诂》曰：“谓之晋者，中国以无义，故为夷狄所强。今楚行诈灭陈、蔡，诸夏惧然去而与晋会于屈银，不因以大绥诸侯，先之以博爱，而先伐同姓，从亲亲起，欲以立威而行霸，故狄之。”^[15]强楚侵凌，诸夏不能守望相助，是不仁义；晋伐同姓，致使亲者痛、仇者快，则极不仁义。《春秋》以国称晋，显然是一种贬斥。《谷梁传》说：“其曰晋，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与夷狄交伐中国，故狄称之也。”^[16]同姓之国，受夷狄害，再受晋国害，等于雪上加霜。胡安国批评说：“楚奉孙吴讨陈，因以灭陈，诱蔡般杀之，因以灭蔡。晋人视其残虐莫能救，则亦已矣。而效其所为以伐人国，是中国居而夷狄行也。人之所以为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信义而已矣！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禽兽逼人，人将相食。自春秋末世，至于六国亡秦，变诈并兴，倾危成俗，河决鱼烂，不可壅而收之，皆失信、弃义之明验也。《春秋》谨严于此，制治未乱、拔本塞源之义，岂曰过乎？！”^[17]诸夏中国之文明先进，唯一表现于有信有义，一旦信义丧失，则与夷狄、禽兽无异。孔广森《通义》亦曰：“晋为诸侯盟主，楚翦覆姬宗，坐视不救，又效楚之尤，亦加兵于同姓，故称国狄之。”^[18]晋献公一错再错，必遭诸夏中国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