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大不正，为富不仁——以《中英天津条约》为例
清中叶之后，西方社会特别是西方的军事力量集中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其规模、速度与灾难为史所罕见，这便使得夷狄概念的指涉对象一下子从中国周边野蛮、凶悍的原始部族跳转为面目狰狞、专事强盗行径的西方列强。发达的西方列强利用“船坚炮利”的血腥手段在全球范围内疯狂掠夺财富，非洲、美洲、亚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惨遭黑手，现在又轮到了清朝统治下的中国。这一沉重而惨痛的事实，一方面使许多中国人的世界观念豁然开朗，另一方面也使得许多中国人的民族自卫要求不断高涨。儒家传统思想中，原先人为划定的夷夏界限与内诸夏而外夷狄的争论，瞬息之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大家不约而同地掉转枪口与矛头，齐刷刷地指向那个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更为强大，也更为可怕的夷狄——到处打劫、兽性未脱而几乎从来没做过什么好事的西方列强。华夏之邦，礼乐仁义还在，所以并没有沦为新夷狄，反倒是从地球的另一侧冒出了一伙新夷狄。这时候的大清皇帝显然已经不再心甘情愿地自称为夷狄了，而把夷狄臭名扔给那些做尽伤天害理的坏事、罪恶滔天不绝的西方列强，既可以表明自己已经与华夏民族有机融为一体了，又能够最大限度地号召和动员全国民众同仇敌忾。对于清朝的政治统御而言，这是化危为机、转移国内矛盾再合适不过的抓手了。
而这时候的西方列强，一方面在行为上，利用军事与商业优势巧取豪夺，干尽强盗勾当；另一方面在名分上，向清廷要求不被歧视和辱骂。这种做法用一句中国人的俗语来描述则是“做了婊子，还想立牌坊”。咸丰八年五月十六日，即公元1858年6月26日，《中英天津条约》正式签署，条约共有56款。
根据条约的规定，英国的钦差、大员及眷属可以在北京长期居住，往来自由，租地租屋，雇觅夫役；允许基督教在华传播，“自后凡有传授习学者，一体保护，其安分无过，中国官毫不得刻待禁阻”。至此，当年乾隆皇帝面对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时所恪守的底线已经全面崩溃。除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外，增开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为通商口岸。另外，长江自汉口以下，增开镇江等四处口岸。英国人的势力范围已经从华南渗透到长江流域。
英国政府可以在中国的通商各口设“领事官”，并且规定了他们的相应行政级别，“领事官、署领事官与道台同品；副领事官、署副领事官及翻译官与知府同品”。并非大清朝廷对待英夷十分慷慨，其实始终是被逼无奈。比之于现今的行政体制，领事官、署领事官也就相当于驻地领事馆的领事一职，却给了副省级领导干部的级别，连整天跟在洋人屁股后面转悠的小小翻译人员都名之曰“官”，可以享受厅局级领导干部的待遇，其标准是相当高的。
所有通商口岸，“皆准英商办可任意与无论何人买卖，船货随时往来。至于听便居住、赁房、买屋，租地起造礼拜堂、医院、坟茔等事”。华埠既已开放，便不得不满足洋人从事商业活动所必须解决的一切生活要求。
而在华洋民事关系方面，涉及英国人的纠纷案件，英国当事人及财产皆归英国官员查办；英国人犯法，都由英国官员惩处；中国人扰害英国人，则由中国官员惩办；中英两国之人争讼而又不能劝息，由中国地方官与英国领事会同审办。英国人在华犯奸作科，必须交给英国人自己惩治法办，中国的衙门不能插手，至于英国的领事官如何处理，也由不了中国人的意志。
在经济利益方面，中英双方应于《天津条约》签订后尽快于上海会商新税则；英商进出口货物于内地应纳之“子口税”，应“综算货价为率，每百两征银二两五钱”，一次缴清。洋货大进，不仅挫伤、破坏了民族产业，而且还流失了大量的国库税收。
最后，英国人还特地强调，今后清廷如果给予其他国家一些好处、特权，可别忘了英国，一定要让“英国无不同获其美”，露出了侵略者欲壑难填、贪得无厌的嘴脸与本性。
当年的11月8日（咸丰八年十月三日），中英又在上海签订了《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重新确定了各类进出口货物的税率，对未定税率的物品，确立了“值百抽五”的原则，并准许鸦片以“洋药”名义通过合法征税而进口销售。于是，严重摧残中国人身心健康的鸦片交易被进一步合法化，西方人从此便毫无顾忌地祸害中国。
今天的我们所不应该忘记的还有，《中英天津条约》在皇皇56款之外还特地附录了一个“专条”，内容为“前因粤城大宪办理不善，致英民受损，大英君主只得动兵取偿，保其将来守约勿失。商亏银二百万两，军需经费银二百万两二项，大清皇帝皆允由粤省督、抚设措，至应如何分期办法，与大英秉权大员酌定行办。以上款项付清，方将粤城仍交回大清国管属”。战争肇起于广州，中英军队交手于广州，如果仅仅就事论事，这一专条足以解决整个问题，足以结束中英两国之间的争端和焦灼。
然而，英国人转念一想，一来，一直忙于镇压太平天国的大清军队，现在根本就抽不出手来对付外侮，即使有所抵抗，也一定无心迎战；二来，区区四百万两银子，摊派到一个富裕的广东商人的头上也不在话下，就这么平息了整个事件，也太便宜了大清朝廷，起不到教训一下不屈不挠的广州人民的效果。于是乎，经过一番策略性的军事威胁与谈判炒作，芝麻丁点的小事转眼就带来了西瓜大的收获，《中英天津条约》之皇皇56款足以打下日不落帝国在中华地区的战略基础，以维持其长远的经济、贸易与资源利益。英国人在喜出望外的时候，也没有忘记涮一涮天朝大国的皇帝和群臣。
所以，把这一专条放在《中英天津条约》的附录里，纯属英国人的故意所为，目的就是要调侃、戏弄一下堂堂的大清朝廷和中华民族。一伙强盗不远万里跑到中国的土地上来打中国人，占领了中国的城池，糟蹋了天朝皇帝的子民，最终还要中国人为他们买单，不交出四百万两白花花的现银，广州城就收不回来。英国人的妄想最终能够屡屡得逞，侵略者的强盗逻辑一向畅通无阻，并不意味着大清政府就没有骨气，没有胆略，而说明近代以来的世界体系已经没有任何正义可言了。西方殖民者崛起的时代，就是天下无道的时代。“文艺复兴”运动之后，西方人虽然通过现代化的手段发展了自己，武装了自己，而一直走在世界民族的前列，但可惜的是，西方人始终为大不正，为富不仁，先是西方人之间相互攻击，杀戮不已，随后又开始走向世界欺负别人。此祸此害，尤以英夷为首、为烈，世所憎恨！
而最可气、最可恨的则是，强盗入室，非但没有一丝一毫的羞耻感、罪恶感和自责感，反而理直气壮地要求与主人享受同等的，甚至高于主人的待遇。《中英天津条约》的第三款、第四款、第五款分别规定：
第三款 大英钦差各等大员及各眷属可在京师，或长行居住，或能随时往来，总候奉本国谕旨遵行；英国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大英钦差大臣作为代国秉权大员，觐大清皇上时，遇有碍于国体之礼，是不可行。惟大英君主每有派员前往泰西各国拜国主之礼，亦拜大清皇上，以昭划一肃敬。至在京师租赁地基或房屋，作为大臣等员公馆，大清官员亦宜协同襄办。雇觅夫役，亦随其意，毫无阻拦。待大英钦差公馆眷属、随员人等，或有越礼欺藐等情弊，该犯由地方官从严惩办。
第四款 大英钦差大臣并各随员等，皆可任便往来，收发档、行装囊箱不得有人擅行启拆，由沿海无论何处皆可。送文专差同大清驿站差使一律保安照料；凡有大英钦差大臣各式费用，皆由英国支理，与中国无涉。总之，泰西各国于此等大臣向为合宜例准应有优待之处，皆一律行办。
第五款 大清皇上特简内阁大学士尚书中一员，与大英钦差大臣文移、会晤各等事务，商办仪式皆照平仪相待。
英国的钦差大臣及其官员跑到中国来，还要求享受“任便往来”的自由。一国的官员可以在自己的国内胡作非为，但在别国的领土上则应该毫无例外地尊重和遵守所在国的一切法律规定，不可能不受约束，找出任何借口都是站不住脚的。堂堂中华，领土神圣，没有对洋人开放的地区，洋人就是不能擅自闯入，怎么可能“由沿海无论何处皆可”呢？！遇有特殊的政治事件，连中国人自己的“收发档”“行装囊箱”都必须无条件接受官方检查，一群洋人凭什么豁免？！强盗闯进门来了，还向主人叫嚷着要享受“优待”“平仪相待”的待遇，这究竟是欺负清廷的软弱无能呢，还欺负我中华民族没有挺立的脊梁呢？华夏文明足足延续了五千余年，中国人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