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专封”邢、卫、杞
齐桓公会宋子，晋文公会陈子，《春秋》耻之，但也为之避讳。[77]桓公之“专封”邢、卫、杞，并分别为之筑城，未得君命而擅自改变天子所封的土地关系，《春秋》则采取“实与”而“文不与”之书法，给予避讳。即使齐桓公、晋文公一时不能够达到攘除夷狄而救中国的效果，《春秋》也会为之避讳。
僖公元年，“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结果却不妙，狄还是灭掉了邢。到了“夏，六月，邢迁于陈仪”。陈仪是邢国之新都，位于今山东聊城西南。邢被灭之后，齐桓公在没有获得天子允许的情况下就迁邢都于陈仪，《公羊传》称：“迁者何？其意也。迁之者何？非其意也。”邢都之迁并非邢国自觉自愿的主动行为，而是被动的不得已。而随后桓公又组织“齐师、宋师、曹师城邢”，一起帮助邢国构筑都城。对于齐师、宋师、曹师救邢之事，《公羊传》则评判道：
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
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
孰亡之？盖狄灭之。
曷为不言狄灭之？为桓公讳也。
曷为为桓公讳？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
曷为先言次，而后言救？君也。
君则其称师，何？不与诸侯专封也。
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
文曷为不与？诸侯之义不得专封也。
诸侯之义不得专封，则其曰实与之，何？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力能救之，则救之，可也。[78]
划分土地，关系重大，所谓打江山其实就是争得天下土地的所有权。“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79]，唯周室天子才拥有裂土封侯的权力，而诸侯擅自封地、封国，称为“专封”，显然已构成一种违背礼制的僭越行为，《春秋》一律予以批评和谴责。《国语·齐语》称：“狄人攻邢，桓公筑夷仪以封之。”[80]齐桓公没有能够及时解救邢国、迁邢筑城又未得天子钦命，都应该遭受非议。但考虑到春秋时代朝廷之上没有贤明天子主政、诸侯之中也没有杰出领袖号召的非常情况，《春秋》正视并承认中原地区既已形成的现实，对诸侯的一些不符合礼制原则的行为采取“实与”而“文不与”的书法，通融其过错，避讳其缺点。“实与”是迫不得已而唯有默许，也就只能这样了；“文不与”则意味着还必须接受道义真理的拷问，原则上绝不让步。从“实与”进化到“文与”，还有一定的距离。齐桓公虽没能够及时解救邢国、擅自“专封”，但其出发点是为了拯救作为姬姓、周公之子的封国，客观上也有效延续了邢国的存在，显然有存亡继绝之功。诸夏能够出手相帮，共克时艰，值得鼓励和提倡，所以为之避讳理所当然。
僖公“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邢国的故事，显然又在卫国上演了。狄灭卫，齐桓公能救却未救，是一耻。《公羊传》曰：“孰城？城卫也。曷为不言城卫？灭也。孰灭之？盖狄灭之。曷为不言狄灭之？为桓公讳也。曷为为桓公讳？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也。然则孰城之？桓公城之。曷为不言桓公城之？不与诸侯专封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诸侯之义不得专封。诸侯之义不得专封，则其曰实与之何？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力能救之，则救之，可也。”[81]能救而不救，专封筑城，《春秋》耻之。但齐桓公“存三亡国”[82]、帮助别的诸侯的精神为春秋乱世所急需，如果大家都可以做到“力能救之，则救之”，诸夏团结一致，齐心协力，那么，就不怕任何来犯的夷狄了。
僖公十四年，“春，诸侯城缘陵”。徐国、莒国灭掉了杞国。杞迁都于缘陵。齐桓公带领别的诸侯国为杞国修建围墙，构筑城池。《公羊传》曰：“孰城之？城杞也。曷为城杞？灭也。孰灭之？盖徐、莒胁之。曷为不言徐、莒胁之？为桓公讳也。曷为为桓公讳？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也。然则，孰城之？桓公城之。曷为不言桓公城之？不与诸侯专封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诸侯之义不得专封也。诸侯之义不得专封，则其曰实与之何？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力能救之，则救之，可也。”[83]《春秋》为齐桓公避讳“不能救”“专封”之过，却褒奖他存亡继绝的善举，毕竟，大敌当前，攘夷事大，诸夏携手，精诚团结最为重要。相比于邢、卫、杞之“桓公不能救”，哀公八年，“春，宋公入曹，以曹伯阳归”，鲁国的冷眼旁观而不伸援手，似乎更应该受到谴责。《公羊传》曰：“曹伯阳何以名？绝。曷为绝之？灭也。曷为不言其灭？讳同姓之灭也。何讳乎同姓之灭？力能救之而不救也。”[84]宋景公侵入曹国，曹国危难。鲁与曹同姓，血亲未断，情却已了，有能力相救却袖手旁观，其耻尤深。
“专封”邢、卫、杞，虽然给齐桓公抹了黑，《春秋》给予“实与”而“文不与”，孔广森《通义》曰：“实与，故诸侯无贬辞；文不与，故不与齐侯主之。”[85]所以其评价历史人物的倾向性非常明显，那就是，一方面，坚持道义标准，高扬王法旗帜，强调任何一个英雄都是有缺陷的，而与完人、至善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另一方面，又必须以大局为重，突出其在所处的历史时期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不让小过盖住大功，不以缺失遮蔽优点。《论语》中，孔子曾指出管仲的三大缺点：小器、不俭、不知礼。《八佾》记：“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然而，在变幻莫测的春秋风云中，管仲又是一个十分难得的中坚人物，其协助齐桓公成就霸业的政治功绩值得肯定。如果听任荆楚夷狄继续侵扰中原，诸夏之间一直厮杀下去，我们的文明则必将产生毁灭性的灾难。所以《宪问》中，当子贡抱怨管仲不仁的时候，孔子则指出：“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在孔子看来，纳天下于一匡的气量怎么可以与贩夫走卒的信用相比拟呢？！评判那些叱咤风云的时代英雄，是不可以轻易拿普通人的道德底线作为标尺的，而应该主要依据他们的历史贡献，看他们有没有改善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看他们有没有促进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对同一个人——管仲的评价，《八佾》中斥之“不知礼”，《宪问》中却连声称其仁，孔子的态度为什么前后有如此巨大的落差呢？袁枚在《小仓山房集》中曾认为这是齐《论语》与鲁《论语》的区别所致。实际上，在孔子的心目中，仁高于礼，礼源于仁，只要在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上完全符合仁心，一定程度的僭礼还可以容忍和原谅，不可能要求凡人一步而跃升至圣德。对于管仲，许之以仁，折射出孔子历史与道德观念并不空洞或迂腐的一面；进而，儒家从不只满足于对具体伦常规范的遵从，还追求更大的仁义圣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