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与夷狄之获中国

如果说，中国人被夷狄之人捉拿是一种莫大的耻辱，那么，中国的君王、大夫一旦被夷狄捉拿一定更是无地自容了。既然经营这个国家的君王、大夫保护不了自己的民众，于是，其民众也就保护不了君王、大夫。按照《春秋》的书法惯例，两国交战，君王被对方生擒称为“获”，死则称为“灭”，大夫则无论生擒、死灭，一律称为“获”。^[49]而好端端的一国之君怎么可能沦入贼寇之手呢？为政者没有一个不懂这样的道理，即民之不保，国亦不保；国之不保，君亦不保。然而，能够真正做到、做好的，却寥寥无几。夷狄之祸害中国，已非一日之寒，如果诸夏能够早点觉醒，内施仁政，外修睦好，绝不可能导致今天的破损局面。夷狄之“获中国”的负面影响要远甚于“执中国”，其害尤大，其恶至重。所以《春秋》对于夷狄之“获中国则不与”^[50]。

庄公十年，“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荆楚之蛮在莘邑打败了蔡军，俘虏了蔡哀侯，并把他带回了楚国。事情的缘由被《左传》所记载：“蔡哀侯娶于陈，息侯亦娶焉。息妫将归，过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见之，弗宾。息侯闻之，怒，使谓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从之。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51]这个蔡哀侯，名献舞，与息国之君是连襟的关系，他们同娶陈国妫姓之女为妻。息妫回娘家，路过蔡国。蔡哀侯知道小姨子来了便很兴奋，让其停留下来并且见了面，却不能礼貌相待。息侯大怒，派使节向楚王求救，楚王于是就攻打蔡国，一举将蔡哀侯活捉。《公羊传》评议说：

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

蔡侯献舞，何以名？绝。

曷为绝之？获也。

曷为不言其获？不与夷狄之获中国也。^[52]

按照《春秋》书例，州、国、氏、人、名、字、子，七等之文，尊卑有序，轻重相别，孔子按此而进退四夷，臧否人事。《礼记·曲礼下》曰，“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夷狄之属，最高只能“子”称；“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国，曰‘某人’，于外曰‘子’”^[53]，微小诸侯也只能“子”称。即便夷狄日盛，也只相当于微小诸侯的地位。夷狄戎蛮的首领如果拜访天子之国，则必须谦称，不得冒犯。称“荆”而不称“楚”，以州名代替国名，明显属于一种严厉的贬损笔法，意在谴责楚军跑到别国土地上撒野，逮了别国的君王，肯定是一种不仁不义的行为，理当受到谴责。对于诸夏之君，直呼其名则也是一种莫大的贬损笔法，直指“蔡侯”，又称其名“献舞”，意在批评他非礼息妫，不合规矩，咎由自取，罪责无可逃脱，所以干脆剥夺他的爵位头衔。至于蔡哀侯被俘获，称“归”，却没有直接说“获”，目的就是一方面严肃批评蔡哀侯之举尽失体统，有辱华夏之君的声誉；另一方面，也不助长楚人骄横跋扈的嚣张气焰，不赞同，也不能容忍夷狄蛮族俘虏诸夏中国的君王。^[54]

《春秋》属辞为什么要对楚国如此打压呢？因为在孔子看来，诸夏中国虽然内部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彼此之间一直是矛盾重重，问题多多，灾难不断，但最终还得靠他们自己去面对，自己去解决，还轮不到八荒之外的夷狄蛮族跑过来横加干涉。诸夏中国，无论是鲁霸、齐霸，还是晋霸、宋霸，都是无所谓的事情，谁都能够接受，但就是容不得楚霸、戎霸或吴霸。事关民族情感和文化主权，不应屈服，不可让步，没有任何含糊、变通的余地。站在孔子的立场上，经历夏、商、周三代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文明成果，延续到春秋，已经濒临灭绝、消失，现在绝不能眼看着它又将毁于夷狄部族之手。面对混战不堪的时代，如何让华夏民族得以保存和延续下来，如何让华夏民族的优秀文化永远保持先进性和前瞻性，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道理很简单，民族没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文化没有了，我们的身份标识也就没有了。这样，我们就似乎能够理解《公羊传·僖公四年》在排定齐桓公生平事功业绩的时候，为什么首先推崇他率领各路诸侯抗击强楚的“攘夷”之举了。^[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