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不预为之防
乾隆皇帝还特地向英吉利国王热沃尔日三世解释道，自己之所以回复了这么多文字，只是因为您派来的使臣提出了许多“妄说”。国王您由于不清楚大清国的体制法度，所以并不会“有意妄干”。而我这个皇帝呢，一向宽宏大量。“朕于入贡诸邦、诚心归化者，无不加以体恤，用示怀柔”，所以一般情况下，“如有恳求之事，若于体制无妨，无不曲从所请”。只要无关大局、无碍体制法度，大多能够有求必应。更何况国王您对待我们大清的礼节也是不差的，“尔国王僻处重洋，输诚纳贡，朕之赐予优加，倍于他国”，只是“今尔使臣所恳各条，不但于天朝法制攸关，即为尔国王谋，亦俱无益难行之事”。而您的使臣马嘎尔尼所提出的一项项要求，真可谓得寸进尺，步步进逼，即使其目的是为了您国王的利益，恐怕也不可能实现。“今尔国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
乾隆皇帝做了如此耐心的“详晰开示”，甚至还特地提及，您英国国王赠送我大清多少珍贵礼品，我大清也回赠多少珍贵礼品，有来有往，合乎礼节。“除正副使臣以下各官及通事、兵役等正赏加赏各物件另单赏给外”，还“赐赉尔国王文绮珍物具如常仪，加赐彩缎罗绮、文玩器具诸珍”。除此之外，乾隆皇帝当然也不忘表白自己的崇高和伟大，“天朝统驭万国，一视同仁”，“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是你需要我，而不是我需要你。没有你，我照样过活；但没有我，你就活不成。譬如，茶叶、瓷器是你们西洋各国人生活中的必需之物，离开中国，你们就无法生存了，所以我们才“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使你们“日用有资，并沾余润”。“尔国王此次赉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
乾隆皇帝在敕书中为什么要有意拒绝，并且说了这么多看似啰唆、烦琐的话呢？目的就是为了抑制英国在大清的势力扩张。最高决策层的这一意图一直延续到大清灭亡之时，后人大可骂历代清帝观念保守、思想僵化[7]，但有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谁都应该承认，那就是，在印度和周边许多东南亚国家纷纷沦为英国人的殖民地的时候，大清国却能够相对成功地粉碎了英国掠我中华、毁我中华、亡我中华的狼子野心，尽管其间不乏难堪、凄惨和失败，但终归避免了举国被西方帝国主义所吞噬，彻底沦为殖民地乃至废除中华本土文字的悲惨命运。[8]而这又显然得益于从皇帝到知识精英，再到普通民众辨清华夷、预为之防的强力意识和精神自觉。
乾隆五十八年十月二日，皇帝颁布谕旨，其中又明确而富有远见地指出：
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是以附近西洋一带夷人，畏其恣横。今不准其人留在京，该国王奉到敕谕后，或因不遂其欲，藉此生事，不可不预为之防。[9]
从这里，我们似乎还很难断言，乾隆皇帝只怀有一种天朝盲目自大、看不起英国的心理，相反，乾隆皇帝似乎一下子就看穿了英夷的狼子野心，强国必霸，势盛必张，与之打交道，不仅获不了利，反倒损伤巨大，所以才强调夷夏大防是不可掉以轻心的。七十多年后，乾隆皇帝的预言果然变成非常残酷的现实，英国军队在帮助大清朝廷镇压、平定太平天国叛乱之时，便乘机掌控了整个大清王朝的海关税务。
【注释】
[1]康熙帝还指出：“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前代治河之书，无不翻阅，泛论虽易，实行则难。”转引自方豪《中西交通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年，第165页。
[2]林仁川、徐晓望：《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冲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44页。
[3]陈戍国点校：《礼记·大学》，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第534页。
[4]凡以下所引《英吉利国表文》和《乾隆致英国国王的国书》中的文字，均见于（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附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540-547页。
[5]见《清世宗实录·雍正五年四月八日》。转引自《中国皇帝与洋人》，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年，第215页。
[6]参阅《英吉利国表文》，见（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附录》，第542页。
[7]很多中国人一直跟马嘎尔尼使团的斯当东持相同的观点，即“中国一向自认为是天府之国，可以不需要对外贸易而自足自给。中国同任何外国的贸易，绝不承认是互利，而只认为是对外的特别恩赐”。见（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342页，上海：上海书店，2005年。其实，这又并不仅仅是一个观念层面的问题，农业文明所依赖的是土地，而不是贸易，千古中国，重农轻商，士农工商，商排最后。然而，不依赖于海外侵略和财富掠夺，中国土地之所殖的确也滋养了无数人口，非西方人所能想象得到的。
[8]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82页。
[9]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五十八年十月二日条”，台北：华文书局，1964年，第213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