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亦新夷狄

诸夏中国是礼义之邦，从礼义之邦走出来的人到了夷狄之地，即便对方不讲礼义，自己仍然应该一如既往地坚守礼义。所以在《论语·子路》中，樊迟问仁，孔子要求：“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然而，这里隐含着一个有趣的问题：身陷蛮荒之地，无论遇到夷狄怎样粗暴、鲁莽的对待，如果我仍然按照通行于诸夏中国的礼义原则跟他们打交道，则可能办不成任何事情，说不定还要吃亏上当，甚至还有丧命的危险，因为你讲道理，但他不讲道理，或者你讲你的道理，但他讲他的道理，彼此说不到一起去；而如果我放弃了自己一直奉行的礼义原则，那么就必然丢掉了诸夏中国的文明特征，把自己降低为野蛮人，而与夷狄沦为同类。按照孔子的要求，仁义礼法作为夷夏之辨的标准，是绝对普适的，不能随境遇的改变而被任意曲解，它不会永远嵌入在谁的身上，或者，谁的身上也不可能永远缺乏。《春秋》一经，内诸夏、外夷狄是基本书法，但“夷夏之辨”的反转是“夷夏之变”。如果夷狄蛮戎天生不能改造成文明人，那么，礼义道德的功用及其价值就必然受到极大的怀疑和挑战。同样，诸夏中国因为曾经礼义大兴，是不是就一定可以避免发生礼崩乐坏甚至野蛮荒唐的行径呢？未必！所以，《春秋》的一贯笔法，以仁义道德为基准，臧否春秋时代的政治得失，有进有退，夷狄有德有义则褒之以中国，诸夏中国无德无义则贬之以夷狄。

《春秋》一经，退诸夏中国，夷狄之。春秋242年间，诸夏中国，上自天子，下至诸侯，所做的无德无义之事，不胜枚举，《春秋》一律绳之以礼义道德，评议针砭，或刺，或讥，试图以此彰显儒家的人文精神与理想。楚与吴，地处四远，中夏之外，但楚既能够吸附诸多南方小国，甚至连宋、鲁之类的中夏之国都不得不与之打交道，时常有求于它；哀公十三年，在与晋的盟主之争中，吴也能够最终胜出，而且，各方诸侯不敢不前往参加会盟。相反，诸夏之国又怎么样呢？天子式微、天子不以礼尊、天子失亲亲之道、诸侯犯天子之命、诸侯无信、政在大夫而诸侯微弱、诸侯强暴无道、臣弑君，等等，不仁不义之事件，屡见不鲜。夷狄之地却多少还能够维持住君王的权威与尊严。

正因为诸夏衰微，所以在《春秋》中，孔子才还流露出“中国亦新夷狄”的强烈忧患。昭公二十三年，秋，戊辰日，吴国在鸡父与包括顿、胡、沈、蔡、陈、许在内的诸夏“多国部队”作战，没有想到“多国部队”太不经打，竟然全都败北了，陈国的大夫夏齧被俘虏，胡、沈两国还搭上了国君的性命。《公羊传》一方面称“败顿、胡、沈、蔡、陈、许之师”，而不言“吴战顿、胡、沈、蔡、陈、许之师”，以示“不与夷狄之主中国”，抑夷狄猖狂气焰；另一方面，也没有称“顿、胡、沈、蔡、陈、许之师战吴”，毕竟最终被打败了，而采取一种“不使中国主之”的笔法，因为“中国亦新夷狄也”^[1]。组建了联合部队都打不过一个夷狄，甚至其他的诸夏之国没有一个伸手前来援救，还有什么脸面称为文明之邦呢？！礼乐不振，军师不力。没有正义力量的支撑，哪能够打得了胜仗呢？！虽然诸夏地处中国，但如果总君不像君、臣不像臣、兄不像兄、弟不像弟，或者多行不义，混得灰头土脸的，早晚都要沦为新的夷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