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大恶讳、小恶书

《春秋》属辞，别内外。区分鲁与诸夏、诸夏与夷狄是一种重要的书法。作为史书，遇鲁有大恶、小恶，书与不书，很有讲究。

隐公二年，“无骇帅师入极”。鲁国司空展无骇率领军队一举消灭了极国。展无骇因此是写入《春秋》的第一个灭人之国的罪臣。置王道于不顾，灭同姓，将其变成自己的一个附属国，不仁不义，显然是“大恶”，所以，孔子立意“拨乱世”，贬之而不称氏，直呼其名。《公羊传》曰：“此灭也，其言‘入’，何？内大恶，讳也。”展无骇灭极，属于鲁政之不道，不能直白其事，以免破坏新王京师的光辉形象。所以，何休《解诂》曰：“明鲁臣子当为君父讳。”^[30]

昭公四年，九月，取鄫。《公羊传》曰：“其言‘取’之何？灭之也。灭之则其言‘取’之何？内大恶，讳也。”何休《解诂》说“据国言灭”^[31]，把别国占为己有，就等于把它灭绝了。鄫国虽已于襄公六年秋为莒国所灭，而成为莒国一邑，不复为国。但据《左传》记：“取鄫，言易也。莒乱，著丘公立而不抚鄫，鄫叛而来，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师，曰‘取’。”^[32]鲁之灭鄫，于莒，少了一邑；于鄫，自身灭亡，两方面都不讨好，况且，也总免不了乘人之危的嫌疑。所以，《春秋》记录此事，避讳之深，“取”字之前绝不加“鲁”字。

桓公十八年，“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公羊传》曰：“贼未讨，何以书葬？仇在外也。仇在外，则何以书葬？君子之辞也。”鲁桓公，是鲁惠公之子，鲁隐公之弟，与公子荤合谋弑杀隐公而自立，于周桓王九年至周庄王三年在位。当政期间，他接受弑君自立的宋冯公所贿赂的郜鼎而默认宋国之宫变，容忍夫人文姜与齐襄公私通。他与齐襄公宴饮，酒醉，被齐襄公指使公子彭生杀害于车中。鲁桓公之为人，道德败坏、心狠手辣；其为政，则属于典型的昏庸之君。其四月死，到十二月才下葬，此间公子彭生虽然因鲁人的强烈要求而伏诛，但鲁国并未兴师问罪于齐襄公，凶手依然逍遥法外，显然不合《春秋》“君弑，贼不讨，不书葬”（隐公十一年）之礼制。按照诸侯卒五个月葬之惯例，“过时而日，隐之也”（隐公三年），显然在为鲁桓公隐讳。何休《解诂》曰：“时齐强、鲁弱，不可立得报，故君子量力，且假使书葬。于可复仇而不复，乃责之，讳与齐狩是也。”^[33]大恶虽未书，指责也不少。

鲁入《春秋》，虽于大恶不书，但于小恶则可书。隐公十年，“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34]。看来，六月初六日，鲁隐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先是在菅邑打败了宋国的军队，紧接着于十五日、二十五日又分别拿下了宋国的郜、防两座城池。按照《春秋》书法，诸侯夺取别国的城邑一般不交代具体日期，对隐公两取却予以一一注明。《公羊传》解释说：

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内大恶讳，此其言甚之何？《春秋》录内，而略外。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讳，小恶书。^[35]

作为一部具有鲜明价值取向的史书，《春秋》专门用来记录发生于鲁国、诸夏中国的历史事件，而简略鲁国之外或诸夏中国之外的事情。在所传闻世，对于诸夏中国、夷狄地区与民族，如果有大的过失，则一定记录在案，而小的过失则可以忽略不计；而对于鲁国，如果有大的过失，则尽量为之避讳，但可以把小的过失加载史册。十天之内竟能接连拿下两座城池，隐公对宋国的武力打击似乎太过分了，但仍属小恶之列，是可以记录下来的。

至于书与不书的深刻原因和真正目的，一方面，可以对亲者、尊者、贤者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些事情作隐瞒和忌讳，或者，借以表达他们的哀怜、怜悯心情；另一方面，根据何休的《解诂》，“明王者起，当先自正，内无大恶，然后乃可治诸夏大恶，因见臣子之义，当先为君父讳大恶也。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者，内有小恶，适可治诸夏大恶，未可治诸夏小恶，明当先自正，然后正人”^[36]，只有本国内部的确已经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了，然后才有资格去治理别国。一个连自己国家的人民都统领不好、治理不好的君王，怎么可能有心思、有能力去统领、治理别国的人民呢？！^[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