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
马嘎尔尼使团代表英国买卖人，要求“在天朝京城另立一行，收贮货物发卖”，乾隆皇帝予以拒绝的理由是：
一是京畿重地，不允许外藩开设货行。“天朝疆界严明，从不许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搀杂。”乾隆皇帝反对外国人掺杂在中国人中间，扰乱民心，滋事生非。“京城为万方拱极之区，体制森严，法令整肃，从无外藩人等在京城开设货行之事。”京城是政治中心，大清一向没有让外国人进京从商的先例。
二是京城并不具备通商的地理条件。“若于京城设行发货，尔国在京城西北地区，相距辽远，运送货物，亦甚不便。”何况通商口岸，已圈定澳门，何必再来北京。“尔国向在澳门交易，亦因澳门与海口较近，且系西洋各国聚会之处，往来便益。”
三是不可“仿照俄罗斯之例”。因为“从前俄罗斯人在京城设馆贸易，因未立恰克图以前，不过暂行给屋居住。嗣因设立恰克图以后，俄罗斯在该处交易买卖，即不准在京城居住，亦已数十年。”
英国使臣“欲求相近珠山地方小海岛一处”，其目的是为了“商人到彼，即在该处停歇，以便收存货物”。乾隆皇帝则严正指出：
第一，珠山地方并不具备通商口岸的基本条件，你们要了没用。“今珠山地方，既无洋行，又无通事，尔国船只已不在彼停泊”，因此“尔国要此海岛地方，亦属无用”。
第二，中华领土，不允侵凌。“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寸土寸地，主权所系。大是大非，理当坚守，不可轻言放弃。
第三，如果单独为英商打开缺口，其他国家纷纷攀比，必然后患无穷。“况外夷向化天朝交易货物者，亦不仅尔英吉利一国，若别国纷纷效尤，恳请赏给地方、居住买卖之人，岂能各应所求。”
第四，有违朝廷制度。“天朝亦无此体制，此事尤不便准行。”外事无小事，但凡是与大清历来政治、经济制度相违背的事情，一概拒绝，坚决不做。
英国使臣马嘎尔尼又要求大清朝廷“拨给广东省城小地方一处，居住尔国夷商，或准令澳门居住之人，出入自便”。乾隆皇帝则强调，夷商贸易活动不得越出澳门界限。“向来西洋各国夷商居住澳门贸易，划定住址、地界，不得逾越尺寸。”按照洋人来华经营生意的通常做法，“夷商等出入往来，悉由地方官督率洋行商人随时稽察”，每到一处，都有地方官吏陪伴、监督。“若竟毫无限制，恐内地民人与尔国夷人间有争论，转非体恤之意。”即使“赴洋行发货”，“夷商亦不得擅入省城”，这样做的初衷并不是要故意制造麻烦，而是为了尽量“杜民夷之争论，立中外之大防”。现在如果单独划拨一块地盘给英国商人居住，“已非西洋夷商历来在澳门定例”。更何况，“西洋各国在广东贸易多年，获利丰厚，来者日众，岂能一一拨给地方分住耶”？
英国使臣还向朝廷进一步提出：“英吉利国夷商自广东下澳门，由内河行走货物，或不上税，或少上税。”乾隆皇帝则回答说：“夷商贸易往来纳税，皆有定则，西洋各国均属相同。”无论来自哪个国家的洋商，一旦在华从事贸易活动，都应当按章纳税，谁都不能搞特殊化，谁都不能借口例外而不交或少交。英吉利人在华经商，大清国“既不能因尔国船只较多，征收稍有溢额，亦不便将尔国上税之例，独为减少”，一碗水端平，对待大家都是一视同仁，“唯应照例公平抽收，与别国一体办理”。所以，相比于别国，英国人并不应该享受什么特殊照顾。你们还是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为好，老老实实经商才是正道！
至于英国船只“照例上税”一事，乾隆皇帝则指出：“粤海关征收船料，向有定例。”外籍商船纳税的数额标准既然早先就已经制定出来了，而且，除澳门之外，现在也没有开放其他新的口岸，所以只要按章办事就可以了，不必另外再颁布新的谕旨。“今既未便于他处海口设行交易，自当仍在粤海关按例纳税，无庸另行晓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