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夷狄猾夏
站在人类学的立场上看，所谓的文明与落后应该只是一种相对的关系，而在终极意义上，两者最终必然会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如果夷狄部族的确对诸夏中国构成了一定的威胁，甚至是严重的威胁，于是只能说明它们之间的实际距离并没有想象和夸张的那么大，因为太落后的群体根本不可能是很先进的群体的对手，两者不是一个重量级的，从来就不在一个起跑线上，真正的威胁总是来自旗鼓相当的异己力量。人性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对于比自己弱势的，总会予以宽容，只有对于强似自己的力量，才容易产生害怕的心理。原先绝对不如自己的夷狄，现在一下子反超了上来，至少在军事上已经占有明显的优势，诸夏中国的心理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诸侯打不过，于是就联合众多诸侯，而等到联合了众多诸侯还是打不过之后，似乎便只剩下言语和人格上的辱骂了。
《春秋》之中，夷狄蛮族侵害中国的事例不绝于书，兹略举其要：
隐公七年，冬，“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5]。
庄公十年，“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6]
庄公十四年，“秋，七月，荆入蔡”。
庄公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济西”。
庄公二十四，“冬，戎侵曹，曹羁出奔陈”。
庄公二十八年，“秋，荆伐郑”。
庄公三十二年，“戎伐邢”。
闵公二年，“十有二月，狄入卫”。
僖公元年，“楚人伐郑”。
僖公二年，“楚人侵郑”。
僖公三年，“徐人取舒”[7]。
僖公四年，“楚人伐郑”。
僖公六年，“秋，楚人围许，诸侯遂救许”。
僖公八年，“夏，狄伐晋”[8]。
僖公十年，“狄灭温，温子奔卫”。
僖公十二年，“夏，楚人灭黄”。
僖公十三年，“春，狄侵卫”。
僖公十四年，“狄侵郑”。
僖公十八年，“冬，邢人、狄人伐卫”。
僖公二十年，“冬，楚人伐随”。
僖公二十一年，“春，狄侵卫”。
僖公二十三年，“秋，楚人伐陈”。
僖公二十四年，“夏，狄伐郑”。
僖公二十五年，“秋，楚人围陈，纳顿子于顿”。
僖公二十六年，“秋，楚人灭隗，以隗子归”。
“冬，楚人伐宋，围缗”。
“公以楚师伐齐，取谷”。
僖公三十年，“夏，狄侵齐”。
“介人侵萧”[9]。
僖公三十一年，冬，“狄围卫”。
僖公三十三年，“狄侵齐”。
文公三年，“秋，楚人围江”。
文公四年，“夏，狄侵齐”。
“秋，楚人灭江”。
文公五年，“秋，楚人灭六”。
文公七年，“狄侵我西鄙”。
文公九年，三月，“楚人伐郑”。
“夏，狄侵齐”。
文公十年，“夏，秦伐晋”。
“冬，狄侵宋”。
文公十一年，春，“楚子伐圈”。
秋，“狄侵齐”。
文公十二年，“夏，楚人围巢”。
文公十三年，冬，“狄侵卫”。
文公十六年，秋，“楚人、秦人、巴人灭庸”[10]。
宣公元年，秋，“楚子、郑人侵陈，遂侵宋”。
宣公三年，“夏，楚人侵郑”。
“秋，赤狄侵齐”[11]。
宣公四年，夏，“赤狄侵齐”。
“冬，楚子伐郑”。
宣公五年，冬，“楚人伐郑”。
宣公八年，冬，“楚师伐陈”。
宣公九年，冬，“楚子伐郑”。
宣公十年，冬，“楚子伐郑”。
宣公十一年，冬，“丁亥，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
宣公十二年，春，“楚子围郑”。
“冬，十有二月，午寅，楚子灭萧”。
宣公十三年，“夏，楚子伐宋”。
宣公十五年，夏，“秦人伐晋”。
成公二年，“冬，楚师、郑师侵卫”。
成公六年，秋，“楚公子婴齐率师伐郑”。
成公七年，“秋，楚公子婴齐率师伐郑”。
“吴入州来”[12]。
成公九年，冬，“楚公子婴齐率师伐莒。庚申，莒溃”。
“秦人、白狄伐晋”[13]。
成公十五年，夏，“楚子伐郑”。
成公十七年，冬，“楚人灭舒、庸”。
襄公五年，冬，“楚公子贞帅师伐陈”。
襄公七年，冬十月，“楚公子贞帅师围陈”。
襄公八年，“冬，楚公子贞帅师伐郑”。
襄公九年，冬，“楚子伐郑”。
襄公十年，夏，“楚公子贞、郑公孙辄帅师伐陈”。
冬，“楚公子贞帅师救郑”。
襄公十一年，秋，“楚子、郑伯伐宋”。
“冬，秦人伐晋”。
襄公十二年，“冬，楚公子贞帅师侵宋”。
襄公十四年，“秋，楚公子贞帅师伐吴”。
襄公十五年，秋，“邾娄人伐我南鄙”。
襄公十八年，冬，“楚公子午帅师伐郑”。
昭公六年，秋，“楚薳颇帅师伐吴”。
昭公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师灭陈，执陈公子招，放之于越”。
昭公十一年，夏，“楚公子弃疾帅师围蔡”。
昭公十三年，冬，“吴灭州来”。
昭公二十四年，“冬，吴灭巢”。
昭公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吴灭徐，徐子章禹奔楚”。
定公二年，“秋，楚人伐吴”。
定公四年，秋，“楚人围蔡”。
哀公六年，春，“吴伐陈”。
哀公八年，“吴伐我”。
哀公九年，“夏，楚人伐陈”。
哀公十年，“公会吴伐齐”。
哀公十年，“五月，公会吴伐齐”。
显然，这些只是被记录下来的战争，还不包括那些小的或没有被记载下来的。如此频次的战事，兵荒马乱，几无片刻安宁，生逢其时的人们要想活下来，真是谈何容易！仅从文字上看，这里只是时间、人物、事件的一堆罗列，《春秋》似乎都没有具体交代任何一次夷狄对中国发动战争的真实原因，这就容易给读者一种客观描述、真实记录的感觉。战争已经爆发，这里所做的只是就事记事而已。为什么夷狄要打诸夏中国，而且频度还这么高呢？难道是夷狄之人真的是吃饱了饭撑得慌吗？如果诸夏无过，夷狄不会侵扰；如果诸夏力强，夷狄不敢侵扰。文明人是不应该惧怕野蛮人的。《孟子·尽心下》曰“春秋无义战”，春秋时代所发生的一切战争，无论是打人的，还是被打的，也无论主战者是鲁，还是诸夏，或者是夷狄，都有违于王道正义。所以赵岐注曰：“《春秋》所载战伐之事，无应王义者也。”非唯夷狄不义，诸夏中国可能也好不到哪里去。“五霸之世，诸侯相征，于三王之法，皆不得其正者也。”[14]尽管夷狄对中国发动了无数次战争，但诸夏中国主动攻打夷狄的战争则可能更多。所以，如果没有《公羊传》的进一步解释，人们很可能真的以为《春秋》就是一部不带作者或编撰者任何先入之见的史书。
春秋之际，夷狄蛮戎四边部族之猾夏，当数荆楚最患、最凶悍，[15]其祸害中国的次数最多，程度最甚，后果也最严重。[16]
荆楚执诸夏之君六：蔡侯献舞、宋公（僖公二十一年）、蔡侯般（昭公十一年）及世子有、顿子、胡子。
荆楚执诸夏之行人二：郑良宵（襄公十一年）、陈于征师（昭公八年）。
荆楚灭中国九：蔡（昭公十一年）、厉（昭公四年）、顿（定公十四年）、胡（定公十五年）、黄（僖公十二年）、江（文公四年）、萧（定公十二年）、弦（僖公五年）、六（文公五年）。
荆楚战伐中国无数：败荀林父于邲，败宋公于泓；侵宋者四，侵卫者一，侵郑者二；伐郑者十五，伐宋者四，伐陈者六，伐黄、齐、莒各一；围宋者三、郑一、蔡三、陈一、江一、巢一、蔡一；入鲁邑一。
所以，齐桓公能够“救中国而攘夷狄”，最终“怗荆”服楚，在当时实在是一件值得诸夏弹冠庆贺的大快人心之事。[17]《史记》称：“楚灵王兵强，陵轹中国。”[18]从宣公三年开始，一直到宣公十二年，楚人几乎每年冬天都要出兵讨伐郑国，很像我们今天农村里在冬季必定掀起热火朝天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一样，到时候就扛枪上阵去，几成习惯。从成公六年到襄公十八年，历任楚王，像传递接力棒似的，接连不断地攻击郑国，世世代代打下去，乐此不疲，直至最终灭郑，这又是为什么呢？是不是简单用一句所谓“夷狄野蛮”或“国强必霸”就能够解释得了的呢？我们能不能也在诸夏中国的身上寻找一下根本原因呢？既然现在连夷狄之邦都已经强大起来了，那么，先行、先进的诸夏中国又有什么理由还不奋起直追呢？更何况，在夷狄对诸夏的无数次攻伐行动中，颇有一些是夷狄之师联合诸夏中国的内部力量才能够完成的，如文公十六年秋，“楚人、秦人、巴人灭庸”；宣公元年秋，“楚子、郑人侵陈，遂侵宋”；成公二年，“冬，楚师、郑师侵卫”；襄公十一年秋，“楚子、郑伯伐宋”。甚至，还有中国主动邀请、联合或利用夷狄力量对别的诸侯宣战的，如哀公十年，“公会吴伐齐”；哀公十年，“五月，公会吴伐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