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内例五则
1.内大恶讳
因为所传闻世，年代已经久远，恩薄义浅，遇有内大恶，《春秋》也毫不留情地予以记载。桓公二年，“三月，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宋大夫华父督弑了宋殇公之后，从郑国迎公子冯回国立为君。于是，鲁、齐、陈、郑四国诸侯集会商量共诛宋公冯。但鲁桓公接受了郜鼎的贿赂而打道回府，其余三国也分别接受了华父的贿赂，致使公子冯篡位成功。《公羊传》曰：“内大恶讳，此其目言之何？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隐亦远矣，曷为为隐讳？隐贤而桓贱也。”同在所传闻世，但孔子著《春秋》只为隐公避讳，而以桓公为卑贱，因为隐公贤而有德。
2.内不言战
既然言“战”，则说明鲁师失利，败绩。桓公十年，“冬，十有二月，丙午，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上古战争，多如君子打仗，事先下战书，约定时间、地点，然后各据一边，对阵而战，将对将，士对士，轮番上马，故称“偏战”。《公羊传》曰：“郎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则其言来战于郎，何？近也。恶乎近？近乎围也。此偏战也，何以不言师败绩？内不言战，言战，乃败矣。”《春秋》一书，遇有偏战则记录败绩，但这一次战役，三国强势，攻伐太甚，导致鲁师输掉了家门口的一仗，惭愧之极，故异辞为“来战于郎”。类似的情况还有桓公十二年，“十有二月，及郑师伐宋。丁未，战于宋”；桓公十三年“春二月，公会纪侯、郑伯。己巳，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齐师、宋师、卫师、燕师败绩”。胜败乃兵家常事，败了就败了，还羞于记录在案。孔子著《春秋》，意欲鼓舞人心士气，反话正说，坏事巧提，注重发挥意识形态的导向作用，对当时民众和后世来者以正面教育为主。
3.内不言败
鲁国虽败犹荣、近乎自夸的有一例。庄公九年，“八月庚申，及齐师战于乾时，我师败绩”。公羊家主张并强调“大复仇”，一向以不复杀君之仇、杀父之仇为耻辱。鲁庄公八年十一月癸未（初七日），齐襄公被族弟公孙无知所杀，鲁庄公全力支持外甥公子纠回齐即位，却遭到齐国执政大臣的极力反对；九年，“夏，公伐齐，纳纠”。得益于齐国正卿的支持与接应，公子小白先于公子纠入齐，即位为齐桓公。及至八月，鲁庄公再次发动对齐国的战争，失败后，九月，在齐国的威逼下，不得已杀死了公子纠。所以鲁庄公伐齐的理由和目的都不是报仇，而是为了公子纠即位。《公羊传》曰：“内不言败，此其言败，何？伐败也。曷为伐败？复仇也。此复仇乎大国，曷为使微者？公也。公则曷为不言公？不与公复仇也。曷为不与公复仇？复仇者，在下也。”如果为了复仇，敢于挑战强于自己的大国，虽败犹荣，所以《春秋》书以“败绩”；但如果只为了自己的外甥能够夺得别国的君位，师出无名，战败尤耻，对不起国人，于是，《春秋》便为庄公避讳，不用主语——公。何休《解诂》曰：“时实为不能纳子纠伐齐。诸大夫以为，不如以复仇伐之，于是以复仇伐之。非诚心至意，故不与也。”[56]所谓复仇，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且还是鲁庄公属下大臣想出来的主意，所以《春秋》便不承认是庄公复仇。
4.内讳奔，谓之孙
庄公元年，“三月，夫人孙于齐”。文姜，齐女，鲁庄公之母，鲁桓公夫人。她与其同父异母之兄长齐襄公长期私通，鲁桓公怀疑其子同非己所生，却惨遭齐襄公与文姜的合谋杀害。文姜随后立其子、十三岁的同为鲁庄公。庄公即位后，按照礼制，应当为桓公举行练祭，因其尚未成年，必须由其母文姜以夫人的身份主持、操办一切祀事。但此时的文姜已置身于齐而不归。《公羊传》曰：
孙者何？孙犹孙也，内讳奔，谓之孙。
夫人固在齐矣，其言孙于齐，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57]，念母以首事。
夫人何以不称姜氏？贬。
曷为贬？与弑公也。
其与弑公，奈何？
夫人谮公于齐侯：“公曰：‘同非吾子，齐侯之子也。’”
齐侯怒，与之饮酒。于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于其乘焉，搚干而杀之。
念母者，所善也，则曷为于其念母焉贬？不与念母也。[58]
《春秋》一方面为文姜避讳，不言“奔”而代之以“孙”，即逊、逃遁之意；另一方面，又贬抑她，不称其“姜氏”。每个人都应当思念自己的母亲，是孝心，也是善举，但孔子不主张人们思念这样不守妇道、乱无懿德的母亲。可见，无论是对于鲁，还是对于齐，文姜之耻，甚之又甚矣！见王法当诛！于是，也就难怪何休《解诂》说：“念母则忘父，背本之道也。故绝文姜不为不孝。”[59]
以“孙”代“奔”，家丑不可外扬，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闵公二年“九月，夫人姜氏孙于邾娄”；昭公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孙于齐，次于扬州”。
5.内讳杀大夫，杀则刺之
僖公二十八年，“公子买戍卫，不卒戍，刺之”。鲁当时与楚接好，为了楚而替卫国驻防，因而使晋国不悦。《公羊传》曰：“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内辞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则其言戍卫，何？遂公意也。‘刺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刺之’？内讳杀大夫，谓之‘刺之’也。”《春秋》称“不卒戍”，只是鲁僖公在杀了公子买、讨好晋国之后，对楚国的一种解释，实际上完全是托词，而非事实。
这样看来，对于鲁国的污点和错误，孔子并没有忽略不记，因为他知道，如果一味隐瞒不书，肯定是没有好处的，只能陷鲁于更多、更大的不仁和不义，毕竟王道王义还得伸张，不能在鲁国这里卡壳，必须予以及时、恰当的批评与纠正，但其方式方法则应该与诸夏不同，抓住要害，点到即止，讲究属辞，不直书而改以曲笔，以维护《春秋》从一开始就打下的内鲁、王鲁、据鲁的立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