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之辨有边际
华夷之辨是具有一定历史限度的，而不应该作扩大化、普遍化的理解。无论是中国的华、夏，还是四边的夷、狄、戎、蛮，原本都只是一种自己所称或被他人所称的名词术语，习以为常，不生芥蒂，因此也不存在谁褒谁贬、谁尊谁卑的问题。“夷狄”一词，在康熙朝满文版的《中庸》里，直接标注出汉语发音，而在乾隆朝满文版的《四书御译》中，仍只译为“外地的部落”，始终都没有鄙夷、贬损的含义。[43]历史上，每当四夷强大而对中国构成严重的军事威胁、政治威胁乃至生存威胁的时候，一直以为自己很具有文明优势的中国人往往会心有不甘，而恼羞成怒，随即便开始通过辱骂、贬损来解心头之恨。于是，夷、夏之间矛盾丛生，急迫之时，甚至也会剑拔弩张、兵戎相向。这似乎也可以说明，每每在这种时期，中国实际上并没有自己所想象的那么强大，或者仍然不够威猛，至少它还不足以彻底征服、吞灭周边的野蛮势力。而在四夷归化、天下一统的情况下，再冒出所谓华夷之辨的言论，则显然是不合时宜的，甚至就是非常错误的，因而难脱挑拨民族是非、蛊惑民众叛逆的巨大嫌疑，于国于人于己都危害无穷。
雍正的谕旨指出：“在当日之人，不务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讥，已为至卑至陋之见”，“今逆贼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叛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44]此一时，彼一时，夷狄的边际界限大有不同，华夷之辨分别在治世与乱世中的作用和影响也不一样。不正视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的生动现实，而作茧自缚，跳不出华夷敌对、华夷仇雠的窠臼，整天嚷嚷所谓华夷之辨的陈词滥调，则显得非常不识时务，无异于沉渣泛起、兴风作浪，其目的只在于颠覆王朝政权。现在，华夷之辨论调的险恶用心已经不断被验证于确凿的事实。“而胸怀叛逆之奸民，动则假称朱姓，以为构逆之谋。而吕留良辈又借明代为言，肆意分别华夷之邪说，冀遂其叛逆之志。此不但为本朝之贼寇，实明代之仇雠也。”
康熙年间，全国各地都有不法汉人动不动以“朱三太子”的名义起事谋逆，如一念和尚、朱一贯之流。雍正初年，山东人张玉又假称朱姓，托为明皇后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蛊惑周边民众，后被步军统领衙门缉拿归案。一个颇让雍正皇帝郁闷的问题是，自古以来，异姓先后继承王位，前朝的宗姓，要么臣服于后朝，要么隐姓埋名“伏处草野”，为什么偏偏清入主中土八十多年之后，竟然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假冒朱姓的谋反事件呢？在雍正帝看来，这种风气如果任其蔓延，那么以后一旦遇到改朝换代，前朝皇帝的子孙不折腾到一个也活不成是不会罢休的，“必至于无噍类而后已”，而这样的灾难恰恰是由一帮奸宄刁民造成的。而实际上，故意夸大华夷之间的分别，只是极少数别有用心之徒的轻狂叫嚣而已，又能把是非原则、伦常规范怎么样呢？“中国之人，轻待外国之入承大统者，其害不过妄意诋讥，蛊惑一二匪类而已。原无损于是非之公、伦常之大。”[45]天理昭昭，人心自显，终归邪不压正，普天之下，被荒谬言论所迷惑的毕竟只是极少数人而已，相信天下绝大多数人还是能够识得公正，勘破阴谋的。
不顾华夷之辨的历史局限，随意把华夷之辨作扩大化、普遍化的诠释，乃至直接把夷狄等同于禽兽，本质上就是一种打不过人、只会骂人的丑恶表现，非文明人所作所为。而骂人则是不管用的，既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又侮辱了自己的名声，最终反倒无端增加了华夷之间的仇恨。雍正帝干脆搬出圣人的教导：“孔子曰：‘君子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46]诋毁大夫尚且不妥，诽谤君上则更罪加一等，后世腐儒远没有孔子开通、豁达，蔽于小节而不识大体，喋喋不休于无聊的文字游戏，净在一些细枝末节上寸步不让，干了许多胳膊拧不过大腿的傻事、蠢事。“夫以春秋时，百里之国，其大夫犹不可非”，而“我朝奉天承运，大一统太平盛世，而君上尚可谤议乎？且圣人之在诸夏，犹谓夷狄为有君，况为我朝之人，亲被教泽，食德服畴，而可为‘无父无君’之论乎”[47]？对春秋小国的一介大夫都不应该私下非议，怎么可以对堂堂大清、泱泱王朝的天子皇帝进行恶意攻讪呢！而把于天有德、于民有泽的满人王朝一概贬损为无父无君的禽兽，则显然是一种无聊的谩骂，不施以意识形态的铁腕镇压，大清政权可能将永远无法安宁。
清自建政以来所完成的一切功业足以撼动乃至消解华夷之辨的全部思想基础。雍正皇帝在谕旨中说：“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48]如果获得一种普遍主义的视野，皇权、人才、政治都是属于整个天下的，哪里还有什么华夷之辨噢！错分华夷的理论一定会贻害无穷，所以，必在朝廷严厉铲除之列。雍正帝深挖曾静、张倬一伙罪恶的思想根源，强烈谴责和驳斥吕留良的精神实质和巨大危害：“逆贼吕留良等，不惟于我朝之善政善教，大经大法，概为置而不言，而更空妄撰，凭虚横议，以无影无响之谈，为惑世诬民之具。颠倒是非，紊乱黑白，以有为无，以无为有。”吕留良、曾静、张倬之辈，看不到大清王朝自建立以来历代皇帝的治政效果和教化业绩（“善政善教”），忽略君臣之义作为人世生活重要一伦的决定作用（“大经大法”），即便活在大清朝却仍然拒绝承认眼前的现实（“以有为无”），而一味抱残守缺，掩耳盗铃，自欺欺人[49]，甚至还凭空杜撰，蓄意滋生事端，用一种没有根据的荒诞邪说颠倒是非，信口雌黄（“以无为有”），进而忽悠民众，混淆视听，破坏民族团结，扰乱社会秩序。这种人“胸怀思乱之心”，“诚乃千古之罪人”。[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