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与夷狄之主中国
《春秋》于所见之世，内诸夏而外夷狄，在属辞手法上，当然也就必须竭力建构并维护诸夏的主体地位了。然而，孔子的要求又绝不能仅仅停留于遣词造句的表面，《春秋》所涉及的每一个诸夏中国当事人都应该分清：世事纷乱，谁是我们的亲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在诸夏这块土地上，谁是主人，谁是入侵者；谁居天下之正，谁得三代文明之果，而又是谁屡屡欺凌之，破坏之；谁将灭我诸夏，谁将开辟和主导诸夏的未来。而为《春秋》所大肆强调的无非是中国地之主永远是中国人，因此完全有必要始终突出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绝不让任何外来势力侵我中国，反客为主。
昭公二十三年，秋，七月，“戊辰，吴败顿、胡、沈、蔡、陈、许之师于鸡父。胡子髡、沈子楹灭，获陈夏啮”。吴国在楚国的鸡父一带与由顿、胡、沈、蔡、陈、许国而组成的诸夏联合部队交战，可惜的是，诸夏联合部队以惨败告终，其中胡的国君子髡、沈的国君子逞都战死，陈国大夫夏啮被俘。《公羊传》曰：
此偏战也，曷为以诈战之辞言之？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
然则曷为不使中国主之？中国亦新夷狄也。
其言灭、获，何？别君臣也。君，死于位曰灭，生得曰获。大夫生死皆曰获。
不与夷狄之主中国，则其言获陈夏啮，何？吴少进也。[19]
这里的所谓“偏战”，何休《解诂》曰：“偏，一面也。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20]而按照《春秋》的书法惯例，战争时间的表达，“诈战”记月，“偏战”记日。既书以“戊辰”，则属“偏战”。但因为只有诸夏中国才可以称“战”，主语换成了吴，就绝不能言“战”。“序上言战，别客、主人，直、不直也。今吴序上而言战，则主中国辞也。”吴处南蛮荒远，虽已取胜，却只书以一个主动态的“败”字，而无缘于“战”。《春秋》正视并承认诸夏战败的事实，但又不把吴放在内主的位置上，意在“外夷狄”。[21]
而传闻世以来，败者未必就有错。伐无罪之事，也并不罕见。庄公二十七年，鲁、齐、宋、陈、郑会盟于宋之幽邑，卫国因为卫侯朔卒，服丧，而没能参加，于是，二十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齐人伐卫”。显然，卫国是无罪而遭伐。《公羊传》曰：“《春秋》伐者为客，伐者为主。”[22]“伐”字在齐人方言中，一平声，一入声，一个音长，一个短促，意味着被动与主动的不同。何休《解诂》曰：“伐人者为客”，“见伐者为主”[23]。昭公二十三年，吴国伐中土，明显属于夷狄侵犯，既然一定要以主语形式出现，则必须讲究措辞，所以《春秋》刻意进行变通，避免突出吴，而使用一个“败”字，目的就是绝不助长夷狄的淫威和气焰，不让野蛮之人一跃而升至中夏主方的地位。然而，必须承认的一点又是，楚、吴之类的夷狄原先虽然野蛮，现在却一天天强盛起来，并且，已经从原先的觊觎诸夏一步步发展成为现在的吞并诸夏；相反，本来可寄予很大期望的诸夏，眼下几乎都已经礼崩乐坏，君臣相干，在强敌面前一个个都不堪一击，甚至还隔岸观火，见死不救，所以就甭再指望他们了，再这样下去，不沦为新的夷狄部族才怪！而这在当时显然已成为一个颇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知识分子痛心疾首的重大问题。“中国所以异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王室乱，莫肯救，君臣上下坏败，亦新夷狄之行，故不使主之。”[24]中国自己难以挺立，已经礼崩乐坏，所以才给夷狄提供了乘虚而入的机会。空抱周公梦，恨铁不成钢，诸夏中国都快变成新的野蛮夷狄了，怎么可能阻止吴楚之类的夷狄入主中原的强劲步伐呢！
《春秋》称胡子髡、沈子楹之死于位为“灭”，称抓住陈国大夫夏啮为“获”，实际上已经变相承认：作为夷狄的吴国已略懂君臣之分别，止恶向善，而逐步靠近文明之国了。所以，“不与夷狄之主中国”和“中国亦新夷狄”之间的紧张关系，应该是春秋政治大变局中诸夏中国精英阶层文化认同遭遇困惑时所产生的矛盾心理的深刻写照。既然中国是先进的、文明的，那么为什么打不过野蛮落后的夷狄？难道教化越盛，人们的威武、勇敢退化得就越多吗？如果文明的内涵不能够本质地包括威武、勇敢，那么，我们又拿什么来护卫文明的果实呢？一种连自身安全都保证不了的所谓“文明”，还能不能称得上“文明”？
而这种矛盾心理在描写吴王夫差主持天下诸侯盟会的时候得到了更为淋漓尽致的反映，吴夷之强暴与诸夏之衰微在黄池之会这面镜子的映照下，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哀公十三年夏，“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即鲁哀公、晋定公、吴王夫差三国首脑聚集于宋邑黄池。《公羊传》解释说：“吴何以称子？吴主会也。”吴王夫差拥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所以才有资格主持会盟，成为盟主，应该受到尊敬，称其为“子”也是理所当然的。但“吴主会则曷为先言晋侯？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因为吴王夫差恃强而无道，不行礼义，刚刚在临菑（临淄）打败了齐国，就乘胜大会诸夏中国，颐指气使，盛气凌人，而《春秋》对于“夷狄主中国则不与”[25]，所以在记录的时候便故意把晋定公排在了吴王的前面，用以表示中国之主仍然在诸夏而不在夷狄。然而，非常让人沮丧的倒是，吴王先后十次主会（《春秋》记八次，《公羊传》记两次），齐、晋、鲁、卫、滕、薛等竟也纷纷趋前赴约，以诸夏之众、冠带之国，反背天子而事奉夷狄，实在是一种不肖、不争气的丑行，中国的奇耻大辱莫过于此，所以《春秋》对之隐讳不书。
“其言及吴子，何？会两伯之辞也。”《春秋》在“晋侯”“吴子”之间用了一个“及”字，显得意味深长，说明两人本该是盟会的主持，并驾齐驱，同等重要，不分伯仲。吴虽然地处外蛮，但诸夏中国也压制不了，不承认它是不行的，骂它也不管用，最终还不得不跟它坐到一起，以寻求最佳的绥靖方案。“不与夷狄之主中国，则曷为以会两伯之辞言之？重吴也。曷为重吴？吴在是，则天下诸侯莫敢不至也。”[26]虽然把晋侯的名字排在前面，但盟会自始至终操纵在吴王夫差的手里，这就是事实。实力是硬道理，强兵压境，由不得你，不服不行。《左传》记，宋国因未赴黄池，会后吴王夫差即欲讨伐。《春秋》对吴的态度是半抑半起，既怀怨恨、排斥之意，又存惊奇、折服之念，颇有一种酸溜溜的感觉，眼看它一天天强大起来了，内心却特别希望诸夏中国马上就能够超过它。于此，内诸夏、外夷狄的观念如果再演绎下去就必然成为公羊学家一种蕴藏得非常深邃而自身又永远无法超越的文化成见。夷、夏之间不仅有别、有辨，而且，地理、种族、习俗的界限似乎永远不可消弭，夏不是夷，夷不是夏。夷狄之害中国，防不胜防，所以才必须防之又防。
诸夏中国如果不以自己的天子为天子，而以夷狄为京师，则肯定不能为孔子所容忍。哀公四年，“晋人执戎曼子赤归于楚。”戎曼，是西戎部族的一支，《左传》《谷梁传》作“戎蛮”，居于今河南临汝西南。赤，为戎曼国君。“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归于楚何？子北宫子曰：‘辟伯晋而京师楚也。’”楚军围困戎曼，戎曼溃败，戎曼子投奔了晋国。但晋国不敢得罪楚国，竟然把他交了出去。《春秋》之例，一律“执归京师”[27]，而现在晋国抓获戎曼子，不归天子，却归夷狄，说明其已完全屈服于楚军连灭顿、胡之猛，畏其威而不敢自惹麻烦，可叹可悲！《春秋》说“归于楚”，意欲回避，乃至拒绝以晋国为霸主、以楚国为京师，不直言中国之堕落，不愿让夷狄成为诸夏之主。楚非京师，也成不了京师，京师仍在诸夏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