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狄只是地理籍贯
雍正帝解“夷狄”为地理籍贯，指出夷狄非禽兽。根据曾静、张倬投书所说，“天生人物，理一分殊，中土得正而阴阳合德者，为人；四塞倾险而邪僻者，为夷狄。夷狄之下，为禽兽”[6]，中土之人与夷狄禀受阴阳之气，合与不合，一正一邪，其区别已先天注定，不可更变。而雍正帝的上谕则严正指出：“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为籍贯。”[7]中国之地籍广大袤远，可分东、西、南、北、中，而不能局限于任何一隅。人不分南、北，地不分东、西，哪里都有好人，哪里也都有坏人。一旦落入普遍性话语，一概而论中原就好、夷狄就坏，则必然犯浑出错，小则害人害己，大则误国误民。“夷之字样，不过方域之名，自古圣贤不以为讳也。至于虏之一字，加之本朝，尤为错谬。”[8]治理天下国家，中原之君未必就行，夷狄之君未必就不行。所以，对于孔子所说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雍正帝则做出这样的解释：“是夷狄之有君，即为圣贤之流；诸夏之亡，君即为禽兽之类。”[9]夷狄地区如果有英明的君主，就可以成为圣贤，中国人没有必要一味予以拒绝和排斥；而诸夏的亡国昏君，实际上和禽兽也没有什么区别，中国人也没有必要对之盲目拥戴和尊崇。君主之善恶，“宁在地之内外哉”？！哪里能根据地理位置的内与外就可以判断有没有君、君是好是坏呢？！大清发源于满洲，当然属于中国之土地。舜帝、周文王都是被后世中国人所仰慕和崇拜的明君圣主，实际上，“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10]？夷狄之地照样出帝王，照样可以产生圣君明主。如果仅拘泥于地域分别，而肆意谩骂边远之民为夷狄，那么，舜和文王则应该也属于夷狄，这样，四千年来的中原之人岂不都认错了祖宗？！而认错祖宗是一件极为耻辱的事情！曾静、张倬之徒“比夷狄于禽兽”的思想实质，是极端狭隘的地域观念始终在隐隐作祟，盲目以地理界线划定天下人等，客观上又导致了满汉之间的民族排斥与政治对立。“今逆贼等以冥顽狂肆之胸，不论天心之取舍、政治之得失，不论民物之安危、疆域之大小，徒以琐琐乡曲为阿私，区区地界为忿嫉，公然指斥，以遂其昧弃彝伦，灭废人纪之逆意。”吕留良、曾静、张倬之流不顾明、清两个王朝在政治稳定、人们生活、社会发展方面的天壤之别，死死抱住井底之蛙般的乡曲、地界不放，而极度情绪化地认识问题、处理问题，凡是明廷的一概赞同讴歌，凡是清朝的一概恶意诽谤，带着这样的态度怎么能够服从那些既已形成并为天下人所共同遵循的人伦纲纪呢！
夷狄称呼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地理、社会、历史与思想认识原因。雍正帝指出：“禽兽之名，盖以居处荒远，语言文字不与中土相通，故谓之夷狄。”生活在荒远偏僻之地的人们因为不方便与中原地区交通，所以在风俗习惯、语言思维诸多方面都很特别，一时难以被中原之人接受也是可以理解的。称其为夷狄，最初并没有贬义，而只是一种正常的叫法而已，注入贬义实是后世好事文人的蓄意捏造。上天造人，让天下所有的人秉受的都是同一种阴阳之气，而并不是“生于中国者，为人；生于外地者，不可为人也”，夷狄与诸夏之间，尽管存在着种族、语言、习俗、思维方面的差异，但根本不足以构成相互沟通、相互交流的障碍。蓄意在他们之间制造出人与禽兽的分别，显然是一种不可告人的政治阴谋。所以，“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讳”，清发迹于边远，来源于夷狄，是公开的事实，不必要害羞，更不必要隐瞒，没什么好忌讳的，就像汉人俗话所说的“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一样。夷狄之名“本其所生而言，犹今人之籍贯耳”，既然是籍贯，该是哪里，就说哪里，又为什么要自卑呢？！更何况，生在今天的“满洲人皆耻附于汉人之列”[11]。晚明之时，朝政腐败，世道日下，风气堕落，民不聊生，社会进步一无指望，于是，芸芸众生之中能有几人还愿意继续做大明的子民呢？！那个时候，做满族人光荣、做汉族人可耻的观念似乎已经埋入满族人的心中。而今天在已经绍续大统、执掌天下的背景下，作为夷狄的满人保持自己独特的民族身份和政治等级，与汉人划清界限还来不及，还有谁愿意靠近汉人而与汉人为伍为友呢？！综观有清一代，满人虽然不断向汉人学习先进文明，利用汉人服务其皇家政权，但并没有被真正汉化，或者完全被汉人所同化，他们对自己的民族身份和社会地位仍有一种非常清醒的自觉，对汉人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戒备。
雍正帝通过深思而发现，华夷之辨起源于汉人中的“卑鄙之人”的一种极不公正的“私心识见”。“历代从来，如有元之混一区宇，有国百年，幅员极广，其政治规模颇多美德，而后世称述者寥寥。其时之名臣学士，著作颂扬，纪当时之休美者，载在史册，亦复灿然具备。而后人则故为贬词，概谓无人物之可纪，无事功之足录。此特怀挟私心识见卑鄙之人，不欲归美于外来之君，欲贬抑淹没之耳。”偏见害人，私心篡史，天理、公允究竟何在？中国历史上，能够像蒙元那样天下统一、立国百年、幅员广阔、政治秩序良好的王朝并不多见，但后世著史之人对于外来之君不愿意过多地记录他们的光辉业绩，史册中即便留下痕迹也只是轻描淡写的寥寥几笔。外族人统治中原，即使当时的文人臣子撰写当朝的历史并不乏讴歌颂扬、褒奖嘉许之词，但后世中国人则一概予以贬抑，声称那个王朝没有什么重要人物可记载，没有什么伟大业绩可记录。然而，汉族人做了皇帝，即使只取得一丁点成就，便无限放大；外族之君干得再好，也不予肯定，要么故意抹黑，要么一笔勾销，不能“平心执正而论”。这显然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不是一种历史的方法，而是一种典型的民族偏见和文化偏见在作怪。
对于非出自中原本土的外来之君，正确的评价方法应该是，把他们的善德与恶行一一都“秉公书录”，“细大不遗”，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庶俾中国之君见之，以为外国之主且明哲仁爱如此，自必生奋励之心。而外国之君见是非之不爽，信直道之常存，亦必愈勇于为善，而深戒为恶。此文艺之功，有补于治道者，当何如也”。客观记载外族之君的历史贡献，既可以激励中国之君自我加压，勤勉奋斗，又可以鞭策外国之君相信世道公理的存在，不断弃恶向善。否则，便既不能公正地对待外族统治这一段历史，也不能客观地评价外族的政治领袖。而故意贬抑、淹没外族之君的政绩，夸大他们的恶行和罪戾，坏处则在于，一方面，“将使中国之君以为既生中国，自享令名，不必修德行仁，以致臻隆之治”。生在中国，先天能仁，根本不需积攒德行就可以治理好江山社稷，于是便自我懈怠。另一方面，“而外国入承大统之君，以为纵能夙夜励精，勤求治理，究无望于载籍之褒扬，而为善之心，因而自怠”。出自荒远，天生不仁，即使鞠躬尽瘁也不能被肯定，难以青史留名，于是便自暴自弃。这两方面最终只能导致“内地苍生，其苦无有底止矣”。实际上，这都是一帮文人士子的罪过啊！当初思想上非常保守的韩愈都能够明白“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的道理，然而，为什么一千多年过去了，汉人的认识水平没有一点进步，反倒有所退步了呢？！所以，眼下雍正帝才不得不要求儒家知识分子主动用“文艺之功”辅助清朝的“治道”，奉献学术，以服务于王朝的意识形态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