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噶尔尼使团之碰壁

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八月己卯，针对访华的马噶尔尼使团所提出的八条通商贸易要求，皇帝本人在回复英吉利国王的敕书中一一予以拒绝，甚至还带有一点很不客气的口吻。根据现存于《东华录》的《英吉利国表文》和《乾隆致英国国王的国书》之记载^[4]，英国人首先提出，将选派一位忠信良善、博学有才的大臣，即王族成员热沃尔日·马里格德厄·公里萨诺巴隆，长期居留北京，以便照管英国商人在华的货物买卖。乾隆皇帝的态度很明确，“断不可行”。理由说了很多，归纳起来大致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体制”不允许。“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因为“向来西洋各国有愿来天朝当差之人，原准其来京。但既来之后，即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这一直是“天朝定制”。假如你们英国现在真要派一名官员住在京城，则必须“令其一例改易服饰，天朝亦从不肯强人以所难”，否则，“言语不通，服饰殊制”，朝廷根本无法安置。而且，“凡外藩使臣到京，驿馆供给，行止出入，俱有一定体制，从无听其自便之例”。假如留在京城，断绝与外界的往来沟通，对于英国也没有什么帮助，“既不能若来京当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归本国，又不可听其往来、常通消息，实属无益之事”。

二是天南地北，路途遥远，根本照管不了英夷买卖。朝廷已经将澳门辟为英国商人的贸易场所，即便再派员留京，两地相差“几及万里”，可能也鞭长莫及。而且，天朝对待英国已经体恤有加，“凡遇该国等贸易之事，无不照料周备”。上一次，广东商人吴昭平拖欠洋船货款，主管总督硬是先从官库里支付银两，悉数清还，还将事主从严从重治了罪。

三是教化、礼法，因国而异，没有必要学习、效仿。如果你们派员留京的目的只是“仰慕天朝”，为的是“观习教化”，那么，“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英国有英国的“风俗制度”，不能盲目“效法中国”，因为国情不一样，即便学会了，回英国也派不上用场。

至于英国使臣所提出的让英国货船“将来或到浙江宁波、珠山及天津、广东地方收泊交易”一事，也被乾隆皇帝一口拒绝。理由有三：

一是中国已在澳门设立通商市场，不需要另增新地。“向来西洋各国前赴天朝地方贸易，俱在澳门设有洋行，收发各货，由来已久。”一向如此，不能更改。“向来西洋各国及尔国夷商赴天朝贸易，悉于澳门互市，历久相沿，已非一日。”

二是内海港口尚未设立洋行，不具备通商条件。“浙江宁波、直隶天津等海口均未设有洋行。尔国船只到彼，亦无从销售货物。”

三是内海港口缺乏翻译人员，会给贸易带来许多不便。“该处并无通事，不能谙晓尔国语言，诸多未便。”

实际上，三条理由似乎都很牵强，并非不可更变。澳门市场虽已开设，但随着贸易量的不断提升，还存在一个够与不够的问题，另外增设一些口岸，也未尝不可。而内海港口没有洋行，还可以继续开设；没有翻译人员，也可以进一步培养。这些事情对于朝廷来说，都只是小菜一碟而已。然而，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原本一道圣旨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乾隆皇帝却为什么死死不肯松口呢？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大清皇帝目空一切的自高自大”“大清皇帝观念极端保守封闭”“大清皇帝的思维已经僵化”吗？还是另有关涉皇权危机、利益集团得失与国家生死存亡的深层忧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