匕、外夷狄
早在孔子之所传闻之世，中国已经与夷狄对举。及至所闻之世、所见之世，虽诸夏也不殊而可以视其为“内”，但夷狄始终被当作“外”，无论如何都不能被接纳为“内”。《春秋》一书中，“外夷狄”不仅是一种属辞笔法，似乎更是一种经得起现实检验和人性分析的精神信念。
《春秋》记，成公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鳅、邾娄人，会吴于钟离”。钟离，隶属于吴，在今安徽凤阳东北。《左传》曰：“十一月，会吴于钟离，始通吴也。”[102]诸夏之间或因为亲缘，或因为文明而早已关系密切，所以不需说“通”，而“会吴于钟离”则标志着诸夏迫于现实的政治、军事需要而必须与地处中国之外的吴相往来。《公羊传》解曰：“曷为殊会吴？外吴也。曷为外也？《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103]这里的两个“会”字，意义不同。第一个“会”，是内务，鲁国大夫与诸夏之国的大夫由此而进行沟通和交流；第二个“会”，是外务，特地安排、集体会见吴国的代表，只因为吴国地处邦外、化外。或许，还应该表明，诸夏之间先商定好方案，然后才一起与吴国谈判，以示内外有别、夷夏分疏。这就是《谷梁传》所说的“会又会，外之也”[104]。然而，王者要想一统天下，远近遍及，四海如一，为什么非得采取内外有别、夷夏分疏的政策措施呢？《论语·颜渊》记，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王者治政，先正京师，然后正诸夏，再而正夷狄，由近及远，循序而行。所以，何休《解诂》曰：“当先正京师，乃正诸夏。诸夏正，乃正夷狄，以渐治之。”[105]如果为诸侯之长者已经端正了自己，天下谁还敢不按规矩做事呢！于是，这似乎也可以从反面说明一个问题——夷狄落后的原因不是自身造成的，而是王者治政教化扩散太慢的结果。与其抱怨夷狄之人野蛮，还不如敦促王化实施之加速。
《春秋》记，文公九年，“冬，楚子使椒来聘”。楚子，即楚穆王，名椒，一作“萩”，斗氏，字子越，或伯棼，史称斗椒，或子越椒，系斗伯比之孙，令尹子文之侄。《左传》曰：“冬，楚子越椒来聘，执币傲。”[106]叔仲惠伯因此说：“是必灭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公羊传》则曰：“椒者，何？楚大夫也。楚无大夫，此何以书？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则何以不氏？许夷狄者，不一而足也。”这里的“楚无大夫”一语，历来颇受争议。
按照孔子著《春秋》的通常书法，“国无大夫”的情况大致分为三种：
一是小国无大夫。大夫为天子所封，《礼记·王制》曰“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107]。因为小国的大夫不受命于天子，其名不显著于列国之间，难以被大家所认可和熟悉，所以可以笼统地说“无大夫”。
二是夷狄无大夫。夷狄之属地偏僻荒凉，人稀口薄，政教文明十分落后，当在小国之列，故亦可称“无大夫”。
三是内娶之国无大夫。春秋时代，诸侯一律不臣妻之父母，国内皆臣，无娶道。《春秋》讥内娶，凡内娶之国，一律“无大夫”。[108]
实际上，楚人早就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政制系统，公卿大夫阶层当然，甚至时间也不比许多中夏之国更迟更晚。而《春秋》一书在所传闻世就已经记载“楚杀其大夫得臣”[109]（僖公二十八年）；《公羊传》也说过“屈完者何？楚大夫也”（僖公四年），但为什么偏要坚持说“楚无大夫”“始有大夫”一类的话呢？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内诸夏而外夷狄”始终是《公羊传》的一个非常坚定、几乎不可撼动的思想主旨。《公羊传》往往带着一种礼乐发明者、王化先行者的自负而赞许、褒扬夷狄之邦不断去恶向善的点滴进步。[110]荆楚夷狄刚刚走出蛮荒时代，才开始施行公卿大夫制度，诸夏中国对他们的认可难以一下子完全到位，所以《春秋》中才没有直接把椒的姓氏标明出来。何休《解诂》曰：“足其氏，则当纯以中国礼责之，嫌夷狄质薄，不可卒备，故且以渐。”[111]这已经暴露出诸夏中国文明人所具有的那种居高临下、宽宏大量、不与野蛮部族斤斤计较的优越心态，尽管随后非常残酷的现实轻而易举地就彻底粉碎了他们的幻觉。
至于夷狄之间相互欺骗，更是《春秋》口诛笔伐的靶子。昭公十六年春，“楚子诱戎曼子，杀之”。楚子，即楚平王。戎曼，即戎蛮，西戎的一支，位于今河南临汝境内。戎曼子是戎曼国的首领，名嘉。《左传》记，楚平王听说戎曼发生内乱，便让右尹然丹（字子革）设计诱骗戎曼子嘉，把他杀了之后，便乘机拿下了戎曼。《春秋》对这一事件不著日期、不著地点，一略而过，以表示一种轻蔑、贬抑的态度。《公羊传》曰：“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诱，君子不疾也。曷为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夷狄之于夷狄，彼此本无信义可言，相互欺诈、诱骗，仁道不存，王化了无，诸夏文明之人犯不着去痛恨、非议，虽然表面上不会做出痛恨、非议之类的反应，但内心对他们灭人国、杀人国君之所作所为非常鄙夷、憎恨。看到“夷狄相诱”，诸夏中国的情绪比较复杂，既有无动于衷的，所以“君子不疾”，又有幸灾乐祸的，更有希望敌人发生内讧的。表面上可以不指责，“若不疾”，其实心里面还是憎恨不已的，“乃疾之”。段熙仲先生在《春秋公羊学讲疏》一书中别出心裁地将这里的“不疾者”解为“不治之意”[112]，并且延伸而阐发出公羊学派治夷狄乐、不治夷狄礼的观念，十分耐人寻味。
夷狄，其人有别于诸夏，其禽兽也不同于诸夏。于是，外夷狄之兽也构成了《春秋》“外夷狄”的一个方面。假如说，禽兽无知无识，因而是无辜的，那么《春秋》“外夷狄”之说显然已开始殃及禽兽了。昭公二十五年，“有鹳鹆来巢”。鹳鹆，《左传》《谷梁传》均作鸜鹆，《释文》云“鹳，音权”，古与“鸜”音近通用。《周礼·考工记》曰：“鸜鹆不逾济。”《释文》本即作鹳鹤，徐彦疏引《冬官》亦作“鹳鹆不逾济”。《说文解字》作鸲鹆，即八哥。《太平御览》卷九二三引《礼稽命征》：“孔子谓子夏曰：‘群鹆至，非中国之禽也。’”其实，这原本就是一种自然现象，只是不太常见罢了。所以《公羊传》也只称其为“异”。“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非中国之禽也，宜穴又巢也。”中国不常见，所以记之为异。然而，鹳鹆不仅飞来了，而且还要在这里筑巢定居，大有喧宾夺主、反客为主之嫌疑，上古之人便顿生忌讳，《左传》师己引童谣以为兆应于昭公之出，公羊家则给予一番感应论的解释，何休《解诂》更大加发挥说：“非中国之禽而来居此国，国将危亡之象。”又，“鹳鹆，犹权欲”，是“权臣欲国，自下居上之征也”[113]，虽不免牵强附会，却昭示出时人对夷狄的戒备心理已接近于崩溃的边缘了。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麟，一般认为是麒麟的简称，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瑞兽，系“四灵”之一。《礼记·礼运》曰：“何谓四灵？麟、凤、龟、龙。”[114]关于麟的长相和形状，《尔雅·释兽》称麟为“麐”，有“麕身，牛尾，一角”[115]；陆玑的《毛诗草木虫鱼疏》描述说：“麕身，牛尾，马足，黄色，圆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钟吕，行中规矩。”而《宋书·志·福瑞中》则记“麒麟者，仁兽也。牡曰麒，牝曰麟”，其外形“麕身而牛尾，狼项而一角，黄色而马足”，“含仁而戴义”，“明王动静有仪则见”。[116]根据《左传》的记载，“西狩获麟”的地点在大野，即今山东巨野东北大泽，地在鲁之西境，故曰“西狩”。公羊家释“西狩获麟”曰：
何以书？记异也。
何异尔？非中国之兽也。
然则孰狩之？薪采者也。
薪采者则微者也，曷为以狩言之？大之也。
曷为大之？为获麟大之也。
曷为为获麟大之？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
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
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
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
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117]
麟，非中国地产，乃外来之兽。孔子著《春秋》，至“西狩获麟”而绝笔。在《公羊传》的解释中，似乎潜藏着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因为“异”“仁兽”“涕沾袍”三者并不能构成逻辑的统一性链条。既然认定麟为“异”，非中国所产，则应当是夷狄之兽，而夷狄之兽又不应该是一种“仁兽”，因为“仁兽”只能产在诸夏之土；既然飞来了“仁兽”，孔子就不应该“涕沾袍”，悲痛不已。如果因为“非中国之兽”，以“获麟”为异，来者不善，那么，春秋242年之结局则注定暗淡，甚至死路一条；但如果“麟”为“仁兽”，并且它的出现还会伴随着瑞兆，“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那么，“获麟”则是一件值得期待、让人兴奋的利好之事。
“异”“仁兽”“涕沾袍”三者之中，如果抽掉中间的“仁兽”一环，由“异”而“涕沾袍”，说明孔子于所见之世，目睹诸夏一天天衰败，而夷狄一天天强大，心灰意冷，对中国之未来已经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了，当此绝笔，悲观之至。但如果仅仅凸显“仁兽”一环，则意味着孔子仍寄希望于中国之后来者，“有王者则至”，也许已经预示着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出现统一诸夏的仁义圣王，夷狄之人虽然眼前强大，威胁、欺凌中国，让人心乱意烦，笑不起来，但中国的前途相当乐观，最终战胜夷狄之人的还是我们中国人。
孔子《春秋·哀公十四年》的经文不过“春，西狩获麟”区区五字，《公羊传》中之“异”“仁兽”“涕沾袍”，乃至接下来的“颜渊死”“子路死”“吾道穷”，其实都不过是公羊家自己对孔子的理解和诠释。联系《公羊传》随后的文字：
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
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乎《春秋》。
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
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118]
显然，孔子“制《春秋》之义”的一大重要目的就是“俟后圣”，即为了来者，寄希望于未来。因此，完全可以判断，孔子写完《春秋》，掩卷长吁，畅想我中国后圣继起，拨乱反正，驱除夷狄，仁义光复，王道大行于天下，竟心怀激动，兴奋不已，而绝不应该是一种悲观、绝望的心态。于是，对于孔子而言，恰恰不是“吾道穷矣”，而是“吾道大显”已为时不远了。所以，孔广森说：“君子岂不乐当世有圣帝——如尧舜者——知君子而用之也。既不可得，退修《春秋》，以俟后世王者复起，推明《春秋》之义，以治天下，则亦君子之所乐也。”[119]即便孔子当世不遇圣帝，但其《春秋》理想于后世则一定不会落空。而《春秋》作为“天子之事，圣人之用，拨乱反正之书”[120]，自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进而，“西狩获麟”所涉及的主体、地点也值得一番拷问。首先，获麟的主体，其人当是鲁哀公。因为《春秋》行文，无主语之句，一般都可以加“我”，而“我”即指“鲁”。桓公四年，《公羊传》曰：“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搜，冬曰狩。”狩者，君王之事也。普通人打猎，不得称“狩”。《公羊传》解释的“薪采者”，身份低微，不值得被《春秋》记载，即使捕获稀奇动物，一时也不可能迅速上报到国君那里，所以，“孰狩之？薪采者也”一句，于文、于义都不通。其次，获麟的地点，也当在鲁国境内，一国君王如果跑到别国去狩猎，恐怕早就上升为外交事件或国与国的战争了。据《左传》记：“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鉏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121]大野，在鲁国西部，获麟之后，虽然有人把它看作不祥之物，但《左传》中的孔子只是“观之”，随后就“取之”而回了。如果真是凶兆，孔子可能早就躲得远远的了，又何必“取之”呢？！
【注释】
[1]【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成公十五年》，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00页。
[2]【清】孔广森：《公羊春秋经传通义》，见《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清】嘉庆刻本，册一二九，页一二六。
[3]但李新霖则以为，《春秋》内鲁是因为《公羊传》首先有“师事孔子之意”，然后才“以鲁为国治之代表”，至于言“我”“吾”者，“皆承袭孔子《春秋》经文记述之旧，尚无特殊意义”，而凡言“内”者，则“似有较之单以鲁为我者，更具进一步之亲近感”。引文见《春秋公羊要义》，台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第133页。
[4]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22页。
[5]【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隐公元年》，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23页。
[6]【民国】洪业、聂崇岐、李书春、马锡用编纂：《春秋经传引得·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78、79页。
[7]而后世“伦冏之徒”，如果试图“剪骨肉以自利”，只能称为“乱”，而不得以季子之例为借口。引文见【清】孔广森《公羊春秋经传通义》，《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册一二九，页五七。
[8]唐石经衍“不”字，于上下文义通顺，故从之。参阅【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隐公元年》，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14页。
[9]顾馨、徐明校点：《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页。
[10]但段熙仲则根据董仲舒的七等划分之外又增加了三等，共列出十等名例，分别是子（五十里）、字（三十里）、名（二十里）、人（十五里）、氏、国、州、阍、盗、贼，见《春秋公羊学讲疏》，第352-358页。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爵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清】乾隆三十八年聚珍本，页四八。
[11]顾馨、徐明校点：《春秋公羊传·庄公十年》，第24页。但段熙仲先生择根据董仲舒的七等划分之外又增加了三等，共列出十等名例，分别是子（五十里）、字（三十里）、名（二十里）、人（十五里）、氏、国、州、阍、盗、贼，见《春秋公羊学讲疏》，第352-358页。
[12]【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爵国》，页四八。
[13]陈戍国点校：《礼记·檀弓上》，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第305页。
[14]刘尚慈：《春秋公羊传译注·隐公元年》，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6页。
[15]【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隐公元年》，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14页。
[16]陈戍国点校：《礼记·礼运》，第369页。
[17]【汉】郑玄、【唐】孔颖达：《礼记正义·礼运》，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678页。
[18]钱穆：《论语新解·雍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59页。
[19]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第473页。
[20]【汉】刘向：《说苑·指武》，见《百子全书》，长沙：岳麓书社，1993年，第1册，第654页。
[21]【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奉本》，页五九。
[22]【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隐公元年》，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15页。
[23]蒋庆：《公羊学引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09、110页。
[24]【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第944页。
[25]【汉】司马迁：《史记》卷四十《楚世家》，第327页。
[26]【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昭公三十一年》，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541页。
[27]刘尚慈：《春秋公羊传译注·桓公十四年》，第90页。徐彦《疏》曰：“来盟之例，例不言‘月’，而此言‘夏五’，师所不说，何氏以‘五’字或衍文，故如此解。”见《春秋公羊传注疏》，第103页。
[28]【清】孔广森：《公羊春秋经传通义》，见《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册一二九，页三二。
[29]蒋冀骋标点：《左传·庄公三十一年》，第43页。
[30]【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隐公二年》，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31页。
[31]【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昭公四年》，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480页。
[32]蒋冀骋标点：《左传·昭公四年》，第283页。
[33]【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桓公十八年》，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110页。
[34]【民国】洪业、聂崇岐、李书春、马锡用编纂：《春秋经传引得·春秋·隐公十年》，第19页。
[35]《春秋》略外者，还包括外逆女不书、外大夫不书、外取邑不书、外相如不书、外平不书、外夫人不卒、外夫人不葬、外灾不书、外异不书。见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第520页。
[36]【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隐公十年》，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63页。
[37]但也不应该忘记另一种或许更具有历史与文化双重穿透性的解释，即隐讳本国的大过、记录国外的大过，明显出于一种意识形态策略的考虑，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鼓舞和提升本国的人心士气，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
[38]【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成公六年》，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383页。
[39]【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襄公十二年》，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434页。
[40]顾馨、徐明校点：《春秋谷梁传·隐公八年》，第6页。
[41]刘尚慈：《春秋公羊传译注·隐公八年》，第44页。
[42]【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隐公八年》，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59页。
[43]【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庄公八年》，见【清】阮刻《十三经注疏》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230页。
[44]成，当为“盛”，《春秋左传》《春秋谷梁传》均作“郕”，封国之名，位于今山东宁阳境东北。
[45]【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庄公八年》，见【清】阮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230页。
[46]【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庄公六年》，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128页。
[47]【清】孔广森：《公羊春秋经传通义》，见《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册一二九，页四〇。
[48]蒋冀骋标点：《左传·庄公六年》，第29页。
[49]【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庄公六年》，见【清】阮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227页。
[50]【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僖公二十八年》，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260页。
[51]【清】孔广森：《公羊春秋经传通义》，见《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册一二九，页五八。
[52]【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庄公三十二年》，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189页。
[53]【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昭公二十七年》，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533页。
[54]【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944页。
[55]但有论者把《春秋》之内外异辞从“自近及远”的方面去理解，李新霖说：“实现一统，唯有‘自近者始’（公羊成公十五年传），先‘内其国而外诸夏’，次‘内诸夏而外夷狄’。”换言之，“诸侯首须辨内外，判先后；先以国治为首要目标，其国治而后治华夏，华夏治而后治夷狄；及其至也，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则不复有内外之别矣。”见《春秋公羊要义》，台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第127页。
[56]【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庄公九年》，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139页。
[57]所谓“正月以存君”，是上古官、民生活之一种习俗。存，指想念、关心，问候、看望。正月是一年的第一个月，为臣、子者应当在正月省问君、父。后来引申出父母死后一周年的第一个月进行祭祀，称为“练祭”，或“小祥之祭”。《礼记·丧服小记》曰：“期而祭，礼也。”郑玄注曰：“此谓练祭也。礼：正月存亲，亲亡至今而期，期则宜祭。”《仪礼·士虞礼》亦曰：“期而小祥。”何休《春秋公羊解诂》曰：“礼：练祭取法存君。”鲁桓公死于上年四月丙子（初十日），至是年三月已满一年，当举行练祭。
[58]顾馨、徐明校点：《春秋公羊传·庄公元年》，第19页。
[59]【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庄公元年》，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113页。
[60]段熙仲：《春秋公羊传讲疏》，第238-240页。
[61]参阅张岂之主编《十三经注疏》，见【汉】何休、【唐】孔颖达，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桓公五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40、141页。
[62]【清】王闿运：《春秋公羊传笺·桓公五年》，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第187页。
[63]顾馨、徐明校点：《春秋谷梁传·定公四年》，第123页。
[64]【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昭公十一年》，见【清】阮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319页。
[65]顾馨、徐明校点：《春秋谷梁传·昭公四年》，第123页。
[66]【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桓公十四年》，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103、104页。
[67]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第513页。
[68]【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襄公九年》，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427页。但关于“火”与“灾”的界定，《左传》与《公羊传》存在一定的差异。《公羊传·襄公九年》说“大者曰灾，小者曰火”，火与灾只是受损程度不同而已，轻则为火，重则为灾。但《左传·宣公十六年》则说“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灾”，火与灾有性质的不同，一是人为，一是天然。
[69]【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僖公二十八年》，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256页。
[70]鲁国大夫公子买，字子丛，关于其被杀的原因，《公羊传》说是“不卒戍”，即有辱于戍卫使命，但《左传》以为，“公子买戍卫，楚人救卫，不克。公惧于晋，杀子丛以说焉。谓楚人曰‘不卒戍也’”，属于捏造罪名，杀大夫以取悦于别国。如果《左传》之说成立，则更说明鲁僖公没有人道，根本不配为鲁国之君。
[71]段熙仲：《春秋公羊传讲疏》，第201页。
[72]【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僖公二十八年》，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256页。
[73]但孔广森则指出：“见于《左传》者，庄十八年原庄公逆王后于陈，宣六年召桓公逆王后于齐，经并不书。”见《公羊春秋经传通义》。
[74]【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桓公八年》，见【清】阮刻本《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219页。
[75]【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隐公三年》，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37页。
[76]【清】孔广森：《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定公四年》，见《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册一二九，页一六五。
[77]【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隐公六年》，见【清】阮刻《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208页。
[78]【汉】班固：《白虎通·三军》，见《百子全书》第四册，第3538页。
[79]【汉】桓宽：《盐铁论·备胡》，见《百子全书》第一册，第442页。
[80]【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昭公二十五年》，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529页。
[81]但当年的晚些时候，子益又被鲁国送回邾娄国。哀公十年，吴伐邾娄，子益被囚禁于楼台，后自吴奔鲁，旋即又到齐国。《左传·哀公十年》记：“春，邾隐公来奔，齐甥也，故遂奔齐。”齐人取讙、僤的原因，《左传》却以为，齐悼公将娶季康子之妹季姬，季康子之叔父季鲂侯与其妹私通，季康子不敢嫁妹，齐悼公怒而伐鲁，取讙、僤。后又因为季姬受宠而把讙、僤归还给鲁国。
[82]【清】孔广森：《公羊春秋经传通义》，见《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册一二九，页五五。
[83]刘尚慈：《春秋公羊传译注·桓公二年》，第60页。
[84]蒋冀骋标点：《左传·桓公五年》，第17页。
[85]【清】孔广森：《公羊春秋经传通义》，见《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册一二九，页二四。
[86]【宋】胡安国：《春秋胡氏传·桓公五年》，第57页。
[87]【清】毛奇龄：《春秋属辞比事记》，见《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1页。
[88]顾馨、徐明校点：《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第78页。
[89]遂，指接着、于是就。《春秋》微言，卿大夫外出办差，根据当下实际，在没有获得君王任何授权或批准的情况下，临时应变，擅自处理，称为“遂”。根据礼制，大夫自己不得因前事而擅生后事，唯“无遂事”，才是大夫的本分。
[90]【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宣公十五年》，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357页。
[91]但《礼记·檀弓下》以为：“齐谷王姬之丧，鲁庄公为之大功。或曰：‘由鲁嫁，故为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为之服。’”而郑玄则不同意此说，他分析说，“谷，当为‘告’，声之误也。王姬，周女，齐襄公之夫人”，“春秋周女由鲁嫁，卒，服之如内女服姊妹是也”，而“庄公，齐襄公女弟文姜之子，当为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汉】郑玄、【唐】孔颖达：《礼记正义·檀弓下》，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261页。
[92]蒋冀骋标点：《左传·庄公十一年》，第33页。
[93]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第526页。
[94]【清】孔广森：《公羊春秋经传通义》，见《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册一二九，页四七。
[95]蒋冀骋标点：《左传·襄公五年》，第185页。
[96]【汉】董仲舒：《春秋繁露·观德》，页五七。
[97]【清】孔广森：《公羊春秋经传通义》，见《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册一二九，页一三一。
[98]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第527页。
[99]顾馨、徐明校点：《春秋公羊传·襄公七年》，第97页。
[100]【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襄公八年》，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426页。
[101]【民国】洪业、聂崇岐、李书春、马锡用编纂：《春秋经传引得·公羊传·隐公十一年》，第22页。
[102]蒋冀骋标点：《左传·成公十五年》，第166页。
[103]顾馨、徐明校点：《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第89页。
[104]【民国】洪业、聂崇岐、李书春、马锡用编纂：《春秋经传引得·谷梁传·成公十五年》，第239页。
[105]【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成公十五年》，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401页。
[106]蒋冀骋标点：《左传·文公九年》，第104页。
[107]陈戍国点校：《礼记·王制》，第329页。
[108]刘尚慈：《春秋公羊传译注·庄公二十四年》，第157页。
[109]成得臣，字子玉，是楚国的大夫，任令尹，所以又称令尹子玉，是楚、晋城濮之战中，楚军的主战派和主帅。楚成王最初曾试图放弃与晋文公交战，但成得臣一定要打，因此，成得臣是应该为楚军的最终失败承担全部责任的。司马迁《史记》之《楚世家》中有“成王怒诛子玉”的记载。《晋世家》却称“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贪欲晋战，让责子玉，子玉自杀”，而《春秋左传·文公十年》则又说，楚国有一个神巫曾经预言楚成王、子玉、子西三人都将死于非命，“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毋死’，不及”。所以，“楚成王杀其大夫得臣”之说，可能最先因为城濮之战的失利，成王责备子玉，赐以一死，后来突然想起神巫的预言，又改变了主意，派人阻止，可惜为时已晚。
[110]长期以来，人们都一直以为中华文明滥觞于西北和北方的黄河流域，其他地区则相对滞后，而只能接受黄河流域文明的辐射。实际上，20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中华文明的起源并非一元，而是属于“满天星斗型”，东南西北中，各个方位，遍地开花，甚至三星堆、河姆渡文化的发源时间和成熟形式还远远领先于黄河流域。《公羊传》如果仅以鲁国为核心，守望诸夏，而将楚国划入边荒域外，不能正视蛮夷文化的繁荣、活力及其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尽管符合当时人们的基本文化认同，但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实在是一种狭隘的地域偏见，因而具有非常大的历史局限性。
[111]【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文公九年》，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294页。
[112]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第510页。
[113]【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昭公二十五年》，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第521、522页。
[114]陈戍国点校：《礼记·礼运》，第371页。
[115]《尔雅·释兽》，见周祖谟《尔雅校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6页。
[116]【南朝梁】沈约：《宋书·志·福瑞中》，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971页。
[117]顾馨、徐明校点：《春秋公羊传·哀公十四年》，第143、144页。
[118]【民国】洪业、聂崇岐、李书春、马锡用编纂：《春秋经传引得·公羊传·哀公十四年》，第487页。
[119]【清】孔广森：《公羊春秋经传通义》，见《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册一二九，页一七九。
[120]【宋】胡安国：《春秋胡氏传·哀公十四年》，第502页。
[121]【民国】洪业、聂崇岐、李书春、马锡用编纂：《春秋经传引得·左传·哀公十四年》，第4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