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尸方
甲骨卜辞的“尸方”一般指东夷。[59]古夷人祖居黄河水下，国中之东。“东夷”联称，至今未见于甲骨文，但西周钟鼎文中却屡现“东尸”字样。
惟周公于征伐东尸。
惟王伐东尸。
噩侯御方率南淮尸，东尸广伐南国。
钟鼎文中有“东尸”，但被称为“尸”的又不仅仅只有东夷，还出现过淮尸、秦尸、京尸、南尸，即所谓淮夷、秦夷、京夷、南夷。春秋以来，一直有“九夷”之说，《论语·子罕》有“子欲居九夷”，至于具体是哪“九夷”，则莫衷一是。如前所揭，范晔《后汉书·东夷列传》所举“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之“九夷”与皇侃注《论语》所引玄菟、乐浪、高丽、满饰、凫更、索家、东屠、倭人、天鄙之“九夷”明显不是一码事，往往有碍于我们对九夷之地的具体定位。
实际上，追溯“九夷”之说，最早可能开始于夏朝。根据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所录：
少康即位，方夷来宾。
后芬三年，九夷来御。
后芒即位年，以玄珪宾于河，命九夷。东狩于海，获大鱼。
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
后发即位年，诸夷宾于王门。再保墉会于上池，诸夷入舞。[60]
虽然这里没有一一列出“九夷”之名称，但在“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的表述中已有六夷，所以，我们基本可以相信《东夷列传》之“九夷”是可靠的。傅斯年曾经假设：“凡在殷商西周以前，或与殷商西周同时，所有山东全省境中，及河南省之东部、江苏之北部、安徽之东北角，或兼及河北省之渤海岸，并跨海而括辽东、朝鲜的两岸，一切地方，其中不是一个民族，见于经典者，有太皞、少皞、有济、徐方诸部，风、盈、偃诸姓，全叫做夷。”[61]就是说一定存在着九夷，但他们肯定不是一类，其数目众多，地域分布也极广。
至于夷夏之间良好关系的确立与稳定，则明显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少康之前，夷夏之间尚存交争，九夷之中能够“来宾”者，仅有一二。但到了后杼之子芬即位之初，九夷则都已认同、接受乃至彻底臣服于夏王朝，纷纷“来御”。而及至芬之子芒统治的时期，夏王朝已经在名义上分封“九夷”并为之隆重举行了“以玄珪宾于河”的仪式，而夏帝能够“东狩于海”，则标志着夷夏关系已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芒之子泄在位之时，九夷之中可能时有叛乱，所以，才于二十一年再次对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进行分封加爵。后来的五王，直至废帝，夷与夏的关系都较为缓和，所以才有“诸夷宾于王门”“保墉会于上池”“诸夷入舞”的记录。[62]但大约在发帝之子桀在位的后期，夷夏关系重新陷入破裂的局面，最终群夷四起，直至危及整个王朝的统治。
至于把“九夷”的具体地理方位确定在“泰、沂山区以东的众多古夷人土著方国或部落，但也包括了泰山以西的一些夷人群体，因为他们都在夏王朝的中心控制区以东，故中原居民习以‘九夷’称之”[63]，仍没有摆脱后世之人一种根据不足的猜测或想象性质，因为毕竟“九夷”之说并未见于殷商甲骨文。大约在西周中期，人们开始用“东夷”与“西夏”对称。尸、夷的读音可能直接来自东方原始部族自己的方言，而并不源于西夏的雅言。自己对自己的称呼，是不可能包含任何贬义成分的。周人灭殷、分封之后，几乎所有官方文献中的“夷”字都指中原周边尚未开化的后进部落或原始民族，甚至已经并称“夷狄”了，直到这个时候，中土之人才或多或少地产生出，带有了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戒备心理，于是，“夷”字或“夷狄”才开始具有贬义的性质。古文《尚书》之《周书·毕命》中，康王要求行将赴东都洛邑的毕公“道洽政治，泽润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赖”[64]，使四夷归心、臣服已经跃升为君王治国理政的一大重要任务。而在《周书·泰誓中》篇里，武王向军中将士知己知彼地分析敌情，说商纣王“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65]，纣王虽统管无数夷民，但多有不服，难以为用。